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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元:纸上的家族

作者:当代散文 日期:2020年05月09日 浏览:537 非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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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族人共同编修的家谱(八修),历经25年终于付梓,十二支族裔尽收其中。藏青色的精装本,煌煌二十六卷,上接民国,远及海外,这是日照丁氏家族的文化盛事。

 在犹太人的典籍中,有“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的追问。法国画家高更,曾经以此题为画。孔子也有“慎怀追远”之语。对生命来路和走向的凝望,东西方有着相同的文化心理。当人有了经历,有了阅历,积淀了沧桑,他会在无法望断的时空里寻找自己生存的根底。把同宗同族,按照支系编制在纸上,就成为生命分蘖的谱系。有人曾经说,中国人没有纯粹的宗教意识,真正的信仰是对历史的敬畏。所以上至宫廷,下至闾巷,都会循着时间的绵延写下履历,正所谓族有谱,邑有志,国有史。梁启超也曾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此乃不易之论。

 修谱,乃至修志,人们用“修”而不说编纂或编写,而且必在盛世修谱。盛世之前,必是乱世,饥荒刀兵,生灵涂炭,族人流散。修,乃是修补和修复,也是修缮,因为修家谱是家族巨大的文化工程,是在纸上建造宗祠或展馆,当然,也为尊者讳而进行必要的修饰。

 据传说,六百多年前,丁氏先祖在武昌随着朱元璋起义,征战四方,按功治淮阴,之后又居江苏东海县,明初年迁徙日照,在傅疃河北结庐。根据当朝的法律,分一处田产,守一座哨墩,半戎半农过日子。此时天下甫定,先祖爷在日照城里养家糊口,聊以卒岁。营生的艰辛使先祖悟到,自己一介草民,上无庇荫,子孙后代最大的出息,也就是在这里引车卖浆,终为贩夫走卒;要想出人头地,唯有志学登科,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于是,先祖断然决定,离开日照城,举家迁往涛雒镇。他们在那里晒过盐,借此商贾汇集之地做起了小买卖,稍积薄蓄,就让后生们入塾日课。旧家谱记载,丁珩公迁居涛雒后,“痛念先荫凋零,一意向儒业,倾资延名宿”,自己不但成为庠生,而且出资办学。

话说到了天启年,朝廷开科,老丁家终有俊彦于孤寒中脱颖而出,丁珩的长子丁允元高中后职任苏州知府;次子丁允登成为贡生。也就从那时起,潜研经史,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为丁氏家族秉承的庭训。丁允元共生十二子,十二子繁衍了十二支族人,再加上老长支、老二支,日照丁氏开始兴旺。兴旺中必有人才辈出,从明到清,就有举人四十九人,进士十四人,翰林两人。我村的丁守存,居然父子三人先后中进士。李鸿章曾书“一门三进士”匾额,挂在“山房”大门上。

到了清末,族人丁惟汾追随中山先生,共举反清大旗,后成为同盟会山东主盟。就是这位先祖,资助自己的同族侄孙丁观海到美国学习土木工程,这位土木工程专家的长子,就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誉满天下的丁肇中。

家谱首卷,收录了本族历代要人、名人的诗文墨迹,尺牍丹青,浏览中颇有黍离麦秀之感。逝者远逝,来者又去;代有先后,后者又来。代替,代谢,代代衔接,生命的自然法则中包含了多少故事传说。从古至今,忠臣义士,墨客骚人,贤男烈女,全都是在传统礼教下涌现出来的非凡之辈。历史总是在不停地过滤,它在湮没,也在拣选,意在彪炳和弘扬。而对于本家族的后人,面对前辈文墨包括家谱,应该是一次静心的拜谒和回访,而族谱使他们找到群体生命的始点。

几年前,齐鲁出版社的周晶总编辑告诉我,他在津门购得线装书一套,名为《旷氏山房文集》,作者丁心斋,而这位丁心斋先生就是我村的丁守存,清光绪进士,诗人,著名军事科学家。文集于光绪年间在江苏太仓县刻印。翻展着柔软发黄、角多残缺的书卷,我不禁无限感慨,从末代王朝,到群雄争霸,再到倭寇入侵,期间匪祸兵燹,百余年里,这书卷辗转流离,纯属幸存,最后居然到了我这里。莫非冥冥中那位杰出的先人,让我收藏这份承载着族脉的文化意绪?——这不是纸与油墨的时间张力,而是不死不灭的人间灵性!

小村庄里出了这么了不起的人物,而且是个大官,自然少不了演义的故事:丁守存小时候虽然是顽劣之辈,但已经有了为官之兆。他姥娘家在傅疃河北某村,因为丁守存少年丧父,孤儿寡母度光景,姥娘家的人嫌贫爱富,对他们白眼有加。娘舅结婚时,年幼的丁守存跟着母亲去贺喜。客人们都在堂屋里酒肉满席,推杯送盏,却让他娘儿俩在厨房吃着残汤剩饭。母亲泪眼婆娑,气恼之下眼泪一擦,拽着儿子走出了娘家门。走到半路上,见西北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大雨。当娘儿俩从傅疃河蹚水而过的时候,西北山后的洪水已经流到这里。此时娘俩正蹚到河心,危急时刻,却见洪水在他们上游停住,浑浊的洪流立成几丈高的水墙,突兀如同悬崖,旋涡呼啸着在天底下旋转。娘儿俩紧走慢走,当她们登上对岸的刹那,水墙就哗啦塌泄下来,瞬间就平了河床……后来,又有人说故事属于另一位日照古代名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光绪年间,丁守存中了进士,官至户部主事,后任军机处章京。咸丰年,随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参军事。因阻太平军有功,授湖北督粮道、署按察使。后告老还乡,率众修涛雒围墙以拒捻匪,并在镇上营造自己的房舍,宅号“山房”。丁守存的两个儿子丁凤年、丁麟年,前者同治年中进士,历署河南六处知县。待丁麟年弱冠,父亲去世,竟然含悲发愤,二十三岁又中进士,后放陕西同州知府。丁麟年上任后,豁免苛捐杂税,为百姓拥戴。甲午年,康梁变法,丁麟年客居京华,曾经多为其资助。维新失败后,丁麟年回到陕西治所,因为政见迥异,从此厌弃了官场,布衣周游。民国元年,徐世昌久闻丁麟年的人品与才华,几欲推为上海道,但丁麟年面辞不受,然后到济南暂住。徐世昌又推其为烟台道,又辞。后来,丁麟年任山东图书馆馆长,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收藏家和书法家。


 日照丁家最神圣的林地,在西部的德靖山。因为南北走向,当地俗称南北山。德靖山不高,满山苍松杂有槐橡灌木,巉石岩岩,微微起伏如卧龙,龙头遥对北面的夹子山;南为龙尾,龙尾下一泓河水,水流潺潺,四季不涸。在河对岸,东西几乎对称各有一座小山,山很矮,奇得是两山形状也孪生般相似。站在“龙尾”的斜坡上俯视,村野空旷,两处小山就像旗杆底座,或像太师椅的左右扶手。先祖丁珩,就选定德靖山南端的缓坡作为家族墓地,自己也安葬于此。

故事就从德靖山说起。

当时,珩公在莒县开教馆,快过年的时候只身返家。走到德靖山下,见一村妇衣不避寒,在路边徘徊恸哭。此时夕阳在山,暮色渐起,地冻天寒。珩公实在不忍,停下来询问。村妇告诉他,丈夫在外谋生,杳无音信,家中靠举债度日;这年关近了,债主们反复催逼,自己手无分文,只得卖身偿还;可是家中母老子幼,倘若自己被人买走,他们何以为生?说完,又坐在路旁低头呜咽起来。珩公含泪叹息,顿生悲悯,遂将自己的束脩拿出来,说回家吧,还上钱后还有剩余,咬紧牙关过日子,天无绝人之路!

 丁珩公空手回到家里,天已很晚。他把事情告诉了夫人刘太君,夫人非但没有责怪埋怨,反而连连称善。

又过了几年,珩公在某进士家做私塾先生。这位进士蛮横跋扈,其心歹毒。欲请江西人来给他家看风水,人家婉拒,他居然唆使坏人对其诬陷,再串通官府把他充军到日照。珩公陪着这位先生四处寻看,走到德靖山这里,先生悄声告诉他买下这块地。珩公私下打听,地的主人竟是当年赠金的妇女家,此时,丈夫已经积财回家,日子殷实。见了恩人,全家立即跪拜;知道来意,人家非要无偿奉送。珩公摇头说那我就不买了!言毕,就要离去。最后,主人以廉价卖给了珩公。

德,道德也;靖,平安也。故事可能实中有虚,风水之说可作谬论,但行善便是积德,厚德方可载物。史载,丁珩“晚年境况转裕,偶应人之求,求货济急,待其子报捷南宫后,悉取贷券焚之,不使偿还。”待儿子丁允元做了高官,他把所有人的欠条全部烧掉。丁珩祖“不以子贵受封而自居”,反而“一如寒素时的自谦,……不面誉人长,不肯毁人之短”,依然保持平民本色,守正仁善,友睦四邻,用日照本地的话说,没有半点儿“扎煞”。

丁允元,明天启甲子科举人,崇祯辛未科进士,在京为官,因弹劾都御史袁卿逆党,被誉“不畏强御,上劾权相”,后出京任苏州知府。苏州,江南富庶地,烟柳繁华城,五百里太湖渔歌帆影,周边山如螺髻,田畴村墟,鱼米之乡。知府大人可游可逸,可以醉乎山水之间,有官银,也有私银,甚至还可能有贿银,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明代有民谣形容遍地贪官:“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是京里抖。”然而他却勤于政事,宵旰尽责,躬行不惰。不但自己端方清廉,苛心律己,并严命胥吏们熟悉典章,依法从政。因为自己出身卑微,所以他体恤民苦,即使对触法者也不用峻刑。后来,丁允元任庐州兵备道副使,“吴中父老攀卧以千百数,皆泣相告云:吾苏州从未见此赔钱太守也!”都庐州后,丁允元严格丈量土地,大胆纠察冤案,曾为两千多人保全了性命,由此也与黑恶结下了怨仇。不久,丁允元被奸人构陷,就地免职。后来,真相终于大白,朝廷补他为榆林道台。此时,丁允元已经目睹体验了太多官场的厚黑和龌龊,便以母亲年迈为由,返回故里。

丁氏家族中官做得最大的是民国时期的丁惟汾。丁惟汾家在涛雒西岭的官庄,其父为清末秀才,古音韵学家,著有《毛诗正韵》。然而老先生并非食古不化,虽身处僻壤却认同新潮。他在自家的学屋门上写下这样的对联:欧风美雨留佳客,古史今书课幼孙。另一房门写道:闲日铲除专制草,随时培养幸福花。丁惟汾受父亲影响,研经读史,关注时事。1903年,丁惟汾先考取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在明治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加入同盟会,并成为山东主盟。他与同仁在东京创《晨钟》周刊,宣传革命,播撒火种,因其意志坚定,忠诚可靠,孙中山先生就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回国后,丁惟汾任山东政法学堂校长、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因为学堂相对独立,年轻人集中,容易避开朝廷的监视,在学生中秘密发展会员。待武昌起义爆发,先生立即组织同志响应,参加草拟山东独立大纲,迫使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但不久就受到袁世凯的镇压,独立旋被取消,许多革命党人被捕杀害。先生又与黄兴等人密谋,酝酿到烟台起义,直到南北议和。国民党成立后,丁惟汾先后任组织部长、青年部长。两党合作时期,曾与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共事。后来,一度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训练部长、检察院副院长、国府委员等职,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常委。

丁惟汾一生保持平民意识。早在1914年,为躲避袁世凯的迫害,他暂时潜回老家,做了农民。他牵牛躬耕,戴月荷锄,汲水灌园,憩时抽着烟袋,与邻人共话桑麻。人们完全不知他的背景和“来头”,亲切地叫他“七老汉”。在南京时,他租居的却是民房,屋里除了床铺板凳,饮食用具,就是书架,却没有电话。全家平时粗茶淡饭,有时候买点儿肉,白水煮后蘸着盐吃。他不舍得买烟卷儿,就把旱烟叶子搓碎,用纸条卷起来,自号“小雪茄”。夫人也抽烟,但专拣老先生扔下的烟蒂儿,在嘴上吧嗒几口过瘾。抗战时期,丁惟汾随撤重庆。当时的陪都,官员生活奢靡,连蒋介石都气愤地写道:“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这时候的丁惟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府委员要职,兼抚恤委员会主任,却是清正自律,依然粗布衣帽,脚穿布鞋,抽低廉的大联珠牌香烟。他家住了三间民房,一边还是猪圈。孔祥熙见后,觉得如此有功党国、德高望重之人这般待遇,实在有失总统脸面。孔祥熙告诉了蒋介石后,丁惟汾才迁到林园。中共领导人到重庆谈判,还去林园拜访过他。

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丁惟汾因政见与蒋分歧,自然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民国要员,仍然可以行使权力。而且他革命半生,道合至交无数,但是他没有弄权营私,更不做刮民的勾当,为官廉政,甘于清贫,而且不许子女亲信经商。他看多了党国的腐败和官员堕落,语重心长地对子女们说:“我没办法,已经当了政客了,你们晚辈,谁也不许做政客!……”他嘱咐后辈们远离政治,学些专业自食其力。自己出资把年轻人送到国外,他让女儿丁玉隽到日本学医,后嫁给水利学家黄万里;他把外甥牟宜之送到日本学建筑;把族侄丁观海和养女王隽英送到美国密歇根大学,两人在美国举行了婚礼。

老先生生活简朴,却把积攒下来的钱,捐给老家建了学堂。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侄子丁群和外甥牟宜之,先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丁群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他与赵尚志等人奉命北上,被张学良抓住关进奉天监狱,准备死刑,还是丁惟汾暗中斡旋,秘密释放。牟宜之,曾经偷了舅父的手枪参加了日照暴动。后来,牟宜之任国民党乐陵县县长,接应肖华率领的抗日先遣队,枣园结义,助他们在此建立了根据地。尔后,又将县府所存的三千大洋送到太行山,为刘邓大军解决了将士们的冬装。烽火岁月里,牟宜之驰骋于沂蒙山区,刀劈倭寇,血溅战袍,不愧一代豪杰。说起来,我们家和牟宜之有些关联,他和我外老祖父是亲家。我们母亲成长凤在他家长大。

后来,丁惟汾以七十六岁高龄去了台湾。就在国民党败退时候,有关方面通过亲属捎话,让老先生留下。滞留上海的丁惟汾对侄媳(丁群的妻子)叹曰:“我要不是身体不好,现在不是往南走,而是往北走。”家中只有六颗金豆子,他悄悄叫过女儿丁玉隽,让她把自己的棉袄拆开,把金豆子一颗一颗缝进去。老先生心有难言之隐,他黯然地告诉女儿:“我要是不去台湾,跟从我的人全都完了。”——丁惟汾不是为自己走,不是为信仰走,不是为权力走,而是为了自己属下的身家性命。蒋介石对待叛逆,从来都是冷酷残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朋党伐异,铁血无情。衰朽之年的丁惟汾,最终为此而诀别了亲人,割舍骨肉,背井离乡直到魂悬孤岛。政党之间、政治之间、权力与胜败之间,不可遮蔽的是他人品的光芒。仁厚的他,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做出了无愧族人评说的选择。

 丁惟汾是民主革命家,又是近代著名文字音韵学家,有《俚语证古》等多达百万余字的著作名世。诚如日照籍文豪王献唐对他的评价:“壮岁奔走革命,舟车戎马之际,未尝一日废书。”



任何家族中,千百年里都会涌现出许多不同凡响之人。他们各以自己的禀赋才能,自立于当世,成为或大或小的星辰闪烁在历史的天空。据说,所有家族都有相似的宿命。家族成员在容貌上或许有相似之处,但是没有共同的本质,没有共同的特征为所有成员共享,但是,祖辈的遗传密码,一种最原始也最生理的基因,被所有的子孙携带着。许多家族成员,不会忘记自己族群里前朝或者现世的非凡之人的业绩和荣耀,这是人性中最质朴的向善力量。反之,没有人去宣传家族中的逆子和败类。编修家谱,遵循着传统的原则和伦理。旧家谱中,虽然有官本位,有忠君思想,但总是秉持着对人格清正高尚的肯定;它也避开那些沾满污垢的名字,不载他们的劣迹,这不是为前辈讳,而是比泥土更加严厉的埋葬!家谱,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点赞正直、正派和正义。所以,在每次家谱续编中,都会收录那些杰出的名字,拭去岁月蒙在上面的锈土,让它闪出金属的光泽。家谱就是纸上的宗祠,一座道德的灵堂。杰人们出生于这个家族,又超越家族融入了民族,而民族又是无数家族的交集。为了他人,为了社稷,为了朝廷国家甚至人类,奉献出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虽然时过境迁,朝代演变,但是这些基于人性、人情的崇高精神,为社会构成了永恒的幕墙。

 但是,任何一个家族,甚至是曾经或者正处在显赫中的家族,都会经历兴衰,更多的家族成员只是平民百姓,是草根,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平常甚至平庸地生活着。偶有鸿远之志,也因为时运而破碎,甚至遭到铩羽之厄。身上虽然有着祖宗的基因,但并非都具有出众的才智。他们用勤勉、本分和诚实,为自家的生存劳作奔忙,粗食鹑衣,卑微如土。家谱中只是收录了他们的名字,但是,正是不可胜数的小人物,默默地为自家也为国家送上了汗水血肉,是他们集成了历史的厚土和体积。

姓名,名字,一个简单的符号,它由姓、辈和名构成。通过姓氏,他属于过去,所有强制他的因素都包含在姓氏之中,这意味着牢牢掌握他的宿命。辈分,就是序列,是人伦,是血脉分支的节奏。辈分为他定位,通过亲缘让他知道祖辈和晚辈,甚至明白感恩与责任。辈分还是进入家族的编码凭证,通过对它的阅读使个人融入同姓群体。罗森茨威格言道:“他的姓氏就是命运进入的大门——这个门不会完全关闭——命运由此门进入并降临到他身上。他的另一个名字就是他的专名。他的父母选择了它,并在选择之时画下了一条命运不得非法侵入的分界线。一个人的专名就是宣布这是一个信任的广告,他通过使人面向未来而对现在进行宣告。”

 名字是被命名的,它可以高贵也会卑贱,可以高雅也会俗陋,当人处于艰难时世,在朝不保夕的境况中,名字仅仅是个记号。对特定时段的人名集合研究,就会发现它像样本一样透出丰富的现实信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无数的生命依次凋零,无声湮灭,只有进入了历史的少数名字才可能被记住,被人讲述、倾听甚至记录下来。

 名字虽然属于个人,但它体现着生命存在的事实和依据。名称给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因为他以名字与别人发生社会关联。天下之人,没有人无姓无名,在所有的恐惧中,最恐惧的则是“无名的恐惧”。有了名字,就等于给人一个现成的行为牌照。反而言之,改名换姓,隐姓埋名,也就藏匿了所有的秘密譬如流亡的罪犯。

读着家谱,更要看到,并非一代强过一代。人性的提升和发展,不是同比正向。遗传,也在变异,变异可以使人超越于众,也会流于平庸。巴特雷曾说过:“我们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天赋的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过我们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点就像投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根植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哲人王夫之早就看到,在父与子的相继过程中,子女当然不是父母的复制与翻版,而且也未必优于父辈,甚至就是本质上的不肖。所以,父辈优于子女是不经之谈,而子女一定强过父辈也是荒谬之论。

 在人们心理上,似乎重遗传而轻变异,甚至不那么容异。孩子生下,人们感兴趣的是何处随父哪里随母,鲜有人注意“随”中之异。假如说遗传基因来自父母,那么变异应该属于造化,是造化把“异质”馈赠给新的生命,这是最属个人的珍贵密码。他是他自己,他带着父母的影子但与任何人不同,他有自己的肖像、体态直至声音;就是这个异,让他成为有个性的个体,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潜能。因为受之父母,他有同;因为造化之手,他是异,但要想异于常人,必须超越遗传才可能成为优异之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含有强烈的“排异”心理,受肯定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它把人此生的优越和低劣,定位在父辈的生殖上!

 当人处在社会变革的关口,天降大任于斯人。朝纲旧废,制度变迁,会使默默无闻者正逢其时,他的等待与胆识,可能使他变成了前台的角色。真也是觉悟的人,命运牵着走;不觉悟的人,命运拖着走。编修家谱的理念,重要的是崇尚先贤,学习他们在困厄中,在寒境、甚至绝境中发轫。既然血统没有贵贱,而且前人们大都出身垄亩,位在弱势,却能建功立业,为人瞩目。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说得好,“我们都喜欢幻想有高贵的血统,当然事实上不是;或者甚至更为欺骗性地幻想,自己根本没有血统,也就是说,我们是从自己的脑袋里蹦出来的,或者说自己创造了自己。”



旧家谱中,弥漫着浓厚的官文化、神文化和男权文化,——除了贞烈女子,其他女人是不能入谱的。烈女背后,是传统礼教的严冷与黑暗。修谱者,惮于王政,或沿袭惯例,男尊女卑思想,使他们漠视了家族人丁来自母亲。今天,将女性收入家谱,早已成为所有人共识。姓是姓名,是姓氏,由姓氏立家,以姓氏成族。姓是原本,也是根本,姓字左边一个“女”字旁,“姓”就是女生。——生命谁生?是女人,是母亲!

 在中国的宗教里,作为生育的女神总是受到人们的膜拜。始祖是女娲,道家供奉的是送生娘娘,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农耕社会需要体力,需要众多人丁从事沉重的劳动,人丁兴旺是每个家族繁衍的梦想,由此形成了古老的生殖崇拜。人们讲血缘,讲血脉,血在哪里?血在母亲的身体里,在她怀孕分娩过程中。

从古至今,一代一世异姓的女人,经过父母之言媒妁之命,穿上红色的婚装,披挂云锦,坐进花轿,甚至坐在一辆笨重的大车上,走进丁氏家门。鞭炮锣鼓,洞房花烛。三日期满后,她从婚床上下来,上侍公婆,下扶叔姑,开始了柴米油盐的日子。她和原先的家族拉开了距离,成为丁氏家族的成员。她们的名字,在丈夫的身影里开始淡化、弱化。经过婚礼,两个家族的血开始混合,新娘,为这个家族新生命的化育准备了肉体的土壤。“合两姓之好,上以祀宗庙,下以继后世也。”(《礼记》)家族之间的联姻,也是联盟,亲戚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女人的出嫁开始形成,亲缘之间休戚相关。丁、牟、秦、安、李五个家族,曾经缔结了日照境内的最大亲戚群体。

 列维·斯特劳斯说:“在个人之间交换的是词语,在部落、世亲、家族之间交换得则是女人。”小时候,我们无数次看到男女结婚时那两根红烛。暗红的血色般的蜡烛点燃了,一根柔软而笔直的烛芯燃起了火苗。烛台上的那根尖锐的铁刺,生硬地刺进蜡烛的躯体并固定住它,这是它注定的位置,也是它的刑具。女人一生就是这根烛啊,她血肉模糊地消耗着,流着泪,而且,摇曳的火苗告诉她,从今之后,你不再为自己活着了,你要为别人燃烧。烛油,缓慢地渗到芯子上,缓慢地变成火,发出光,直到油膏缓慢地燃尽,蜡炬成灰。在过去,政权、族权、神权与夫权规箴着女人们,在严格的礼教下,女人要三从四德,要从命、认命、顺命。要艰苦劳作,拉扯孩子。从生育那天起,她变成了母亲。

有了房子,没有女人就不算家,所以俚语将结婚说作“成家”,家,是以婚娶为标志的。而对于家庭,母亲的身体才是家,她是家族小而庄严的容器。母亲的身体是新生命的房子,她为受孕流血,为分娩流血,她的乳汁是血液的转化。我们的古人曾经说过,“母之爱子,无微不至,寒之为衣,饥之为食,提携教诲,至于成人……”当人意识到一代又一代的连续性,看到从祖父祖母、从父母延伸到这里的那条线,就会在显露的和神秘的生命现象中感到血脉的汇合。马丁·布伯发现,“血脉是深植于个人中的养育的力量;我们存在的最深层次是由血脉决定的;我们最内在的思想和意志由它着色”,它也存在于人的精神气质中,成为他人格的基本结构。血脉,“它是通过父母之链,通过他们的本性和命运,通过他们的行为和苦难注入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它是随我们而带入世界的时代的伟大遗产。”是与生俱在的原型要素。

 从某种角度而言,父亲,更接近于物质性,而母亲在后代人的心目中几乎就是精神。父亲以他的名分、地位决定着后代,在家庭中他代表着力量和尊严。农耕生存,父亲以体能决定着经济的来源。父亲和母亲对儿女的要求,弗洛姆有着精彩的概括。母亲对儿女是,“无论怎样,你都不会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生命的祝福”,这是无私的和本能的爱。而父亲却是,“我爱你,因为你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你履行你的职责,因为你同我相像”,这里面隐含着理性的期望,还有他的认可和认同,当然也有对逆反之子的否定,如此,父亲就会随时剥去对他的爱,甚至还有严厉的惩罚。

母亲的爱,还具有导向的魅力。她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者,母爱的庇佑使孩子的天性得到完好的奠基。世界上所有的母亲,即使最贫穷、最愚昧的母亲,社会中最低下的母亲,从妊娠那时起,都会梦想孩子有优于自己的造化,他们能崇德向善,成为非常之人。母亲的为人和做派,会最大分值地决定着孩子的成长,在家里形成氛围,氛围等于家风,家风又与族风相感应。“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民族与国家,它的前途与其说掌握在政治家的手里,不如说是担在母亲的肩上。


唯我家谱,履历备详;


原籍海州,肇氏武昌;


明初来照,相宅河北;


天启开科,崇祯任职;


乡贤名宦,德言事功;


显扬令绪,繁育兴隆;


…………

  这是丁氏家族的辈分排序,每行四字,一行一辈,每代人可以从该行中选取一字。然而它又是歌谣,是家族的诗篇。“在中国,每个人对自己的认同,都来自家族的发源地,一个他们可能已经暌违了好几个世代的地方。”(伊罗生)家谱中的“兆氏武昌”,佐证着伊罗生的论断。漫长的历史,战乱杀伐,生民流离,死活无定,为了延续根脉,前辈们以通俗歌谣的形式,记下这个家族的起源、迁徙和发祥的轨迹,没有纸笔,那就口口相传。为了让后代铭记前辈们的脚印,拒绝遗忘,只是诵读和记忆远远不够,还要把它作为辈分用字,嵌进后人的名字,与他的生命同在。字行之间,形成阶梯,于是,这个名字分担着也分享着岁月;名字启示他们,你是单独的,但不是孤立的,是家族链环中的一个忽略不了的结点和起点,在这个家族内,你同往世的人,同现世的人和来世的人存在永久的联系,并且取得当下的定力。

 家族辈分的歌谣,也是丁氏家族世代母亲的颂歌。黑格尔曾言,在家庭中,女人和男人都失去了各自的身份,爱情和自由一样没有回归到任何一方,它变成了孩子,变成了对财富的占有。是的,从夫妇,到父母,因为生育后代,他们从横向的异姓关系阴阳相交,又形成纵向的生命时间,血脉纵横,生生不息!



 在日照涛雒镇,丁肇中的祖居,因为镇政府所在,有幸保存了部分旧宅,增建后基本重现了当年气象。但丁守存的故居,早在20世纪60年代被拆除,片瓦无存。在官庄,丁惟汾的故居,已经修缮并开放,首倡者是我的同学牟广丰,牟宜之先生的小儿子。

 修缮名人故居或者保留遗迹,其工程与修家谱相同。在村西有一处水塘,水塘东边,曾经是丁守存的老宅。当初他营宅造院在此挖土,深坑就变成了池塘。因为村小而且闭塞,发迹后的丁守存,就把官宅建在了涛雒,名为“山房”。我读初中的时候,“山房”正在被拆,尚存的建筑可能是他的祠堂,清水砖墙,陡峭的双坡顶,四边垂脊缓缓下斜又微微翘起,脊上立着成排鸱吻。很快,祠堂倒了,变成了废墟。去世后的丁守存,安葬在下元村后面的林地,向北不远就是他的家乡东石梁。但到后来,墓碑被拉倒,砸碎,墓地的松柏被砍伐;然后,墓室掘开,掘墓者要寻找陪葬的财宝,据说从中找到金镯子、金戒指等物。丁守存当年的墓制什么规模,何等景象,已经不得而知,如今只见平野麦绿,烟岚缥缈。

史学大师唐德刚,也曾回到他的家乡,寻找祖居和祖坟。可是,人间兴废,世事难料,唐德刚伤心地写道:“指点乡农识墓门,烟云遥拜泪沾襟。先茔哪有孤坟迹,祖宅真无片瓦存。”倘若丁守存的“山房”至今保存着,主人作为清代著名军事科学家、湖北督粮道兼按察司、诗人,故居无疑是小镇重要的文化胜迹,它可与丁肇中祖居成为双璧,供游人瞻仰……可惜了!由其宅、其墓之遭遇,不禁使人想到,失序乱世,连土层下的骸骨都难逃劫运。有道是入土为安,入土焉得安宁!在“山房”被毁的时期,多少祠堂、宗庙乃至家谱等等,都被砸烂、烧掉。

  殷鉴在昨,梦魇不远。

  盛世修谱,这是历代家族的殷切期望。

  随着技术文明和商业化的渗透,当人们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时候,也要看到,附着在农耕文化中的家族观念越来越淡了。家谱的编修,除了追怀和呈现,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凝聚族人的心理?“……在我们时代的全球化时刻,语言、母语,方言与家乡之间血脉相通的传统关系已经分崩离析了。对人来说,命运般地派送着人的语言,似乎已经远逝,人……仿佛已变的无家可归。”六七十年前,德国的海德格尔,就看到现代化给他的国家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在葬送着传统,让人和传统分离。失去了淳厚族风和质朴本性后,利欲开始占据了人的灵魂,人变得贪婪、堕落,“我们会很容易看到,耗损无处不在,败坏无处不在”!

 

   故事,再回到明朝天启年。

   看到朝廷开科,丁允元要去应试。

   可是家中实在太穷,凑不上足够的盘缠。

   妻子厉氏说,实在没法儿,去俺家借吧。

   丁允元知道,岳父早就看扁了他这个穷读死书、不事稼穑的女婿。但在这时候,硬着头皮也要借。

见到岳父,丁允元说明来意。岳父眉头皱紧,半晌不语,突然冷颜斥道:“天下能人多的是,别拿着钱打水漂儿啦,回去好好干活,那些个子曰诗云当不了饭吃!”

 丁允元郁郁而归,对妻子实语相告。妻子泪水盈眶,伤心地说:“靠不得,自己的亲爹也靠不得。”

 丁允元说:“亲戚邻居不是凑了些钱吗?带上就是了。”

  妻子说:“都是些零碎钱,怎么能够?”

  丁允元苦笑一下:“放心,就是不够了,要着饭进京!”

  妻子沉默半天,抬头叮嘱道:“考上考不上不当紧,万万不能累垮了。”

   临行前,厉氏起早贪黑,给丁允元烙够了粗面煎饼;没有别的补贴身体,就炒上小半袋黑豆,如果路上熬不住了,抓把黑豆嚼嚼。

   离家上路,丁允元步行走到潍坊地界,双腿早就酸疼。正是薄暮时分,他住不起客店,看见村外有长工睡的牛棚,就去借宿。

 正好王姓主人来到这里,看这年轻人虽然寒碜,但貌相不俗,谈吐文雅。听说是进京赶考,王财主立马好饭招待,然后让他在家中宿住。

次日饭后,王财主把丁允元送到村口,几番热心鼓励,并赠他几两银子。丁允元回身施礼,惜别依依,然后一路北上。

几个月后,丁允元金榜题名。

他忘不了王财主留宿赠银之恩,专程登门拜谢。此后,两家连连走动,数年不辍。

  寒妻厉氏也成了官夫人,回想往事她说了气话,正颜告诉族人:“从今往后,不和厉家结亲!”

故事虽然被演义,而且传说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它给人诸多启示。传统伦理把血缘亲情作为人存在的唯一基础。孟子曰:“爱有差等”“事亲为大”。然而,亲情,不仅仅发生在本族或者亲戚之间,家族之外也会有亲情。血缘承载着亲情,也可能因为亲情使得它向怨恨甚至仇恨转化。家庭集结了所有的欲望,亲密的关系往往狎爱。狎,便是轻佻而不庄重。这使得亲情往往没有尺度和原则,或者亲情不被珍重反而薄情,或者沉湎于亲情、偏袒私情而丧失公义。亲情也会扭曲心灵,放大自私,——唯有亲亲之私,没有普遍之爱。“家庭私恩过重而泛爱众之普感易受阻遏……使人知有家庭而不知有社会国家。”(熊十力)“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究其实质,是把感情固定在血缘中,或者只爱家人不爱他人;或者为了各自利益不思亲情,致使父子抵触,兄弟反目,妯娌相煎,婆媳不和。清官难断家务事,其难就在于亲情纠缠,恩怨交织。

  家谱的编写,以血缘彰显亲情。但是,以古老的家族文化所烘托出来的亲情,早就显出它落后的维度。韦伯曾经尖锐地指出:“……其中的氏族血缘纽带(或拟血缘的凝聚关系),历数千年,一直到近代,恒为一切关系中极具支配性的一道锁链。”家族,国家,家国同构,固化着本族的子孙,面对异姓,因为非我族类而排斥,像土围子一样封闭保守。家,是人际关系的最先场所,正义是非的源头。当家被“族”化后,就容易挡住了亲情向外流溢,难以变成广阔深厚的普遍爱心,往往把亲情凌驾于正义之上。家族文化渗透进生活的细节,甚至影响到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是靠得住的亲人,也就失去了原则和公义,家人也就成了同伙。在外交上往往需要友情,需要同道,那就走出家族拟家族,没有血缘拟血缘,多少案例都证明了韦伯的断语:家族血缘已经成为正直的魔咒!

 日照丁氏家族的丁原仪(化名)和爱人吕鹏(化名),三十多年里节衣缩食,却默默向灾区、向贫困家庭或学生寄钱,他们不露真名,总额多达五十万元。偶然被人发现,政府要宣传表彰,但他们坚辞曰:我们不要名,否则就不这样做了。为躲避采访,他们住到外地儿女家里,但依然捐赠善款。在没有血缘的前提下,济困助弱,自愿付出,不恋声誉,不图回报,这便是慷慨无私之爱。这不是施舍,也不是怜悯,因为接受者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种爱心,超越了家族血缘,纯粹并且纯洁,高尚而且高贵!

丁原仪三代同堂,但庭有立规,慈严相并。家人各省其身,定期总结。他们自己建立基金,年终嘉奖在外受到表彰的家庭成员;而受奖者却又把钱悄然交回,再让老人用于善事。煦煦家风中儿女们勤勉志业,崇德向上,他们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为专家、教授。这正是: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

 现代社会是流动的社会,流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隔膜。不再有群居并永久固定的家族,传统习俗对个人道德约束也在减弱。人们交往共事,避害取利,不再靠、也靠不住以家族、亲缘维系的情感,而是依靠对他人的承诺和对契约的遵守。过程在流动中变成了碎片,人情也被碎片化了。族人们在分散并且不断分散,散布于世界各地,也为编修家谱增加了难度。

  1949年,丁惟汾临行台湾,特别带上七修家谱,成为日照丁氏家族的海外孤本。人可天涯,但不可断根,然而,家谱不幸霉变虫蚀。

 1985年,获诺贝尔奖后的丁肇中首次回乡,父亲丁观海叮嘱他,务必找到一套家谱捎回。丁肇中告诉涛雒的族人,可是族人只找到两套旧谱,其中一套还残缺四册。于是,族人们立即决定通宵抄录,竟然一夜完成。当两套家谱被带到到台湾,海岛上的丁氏族人随即翻印,并向日照回赠了四套。

2012年7月,76岁高龄的丁肇中,携全家又回涛雒探亲祭祖,这是他第四次还乡。在祖居“五宅”里,丁肇中收到当地赠予的八修《日照丁氏家乘》,是由大陆台湾两地族人共同编纂。丁肇中当场翻开,细心寻找着自己和家人,当他看见女儿的名字,立即招呼爱女珍妮:“看,现在女孩也记在家谱上了!”完了,丁肇中双手托谱,动情言道:“非常感谢,它让我知道我的先祖曾经干了什么,让我的家里人知道,我们来自什么地方。”

 ——家谱的意义,就在这里。它告诉同姓同族的人们,人,即使再现代,再新锐,再伟大,也永远脱离不了生理性的原始。原始的也并非就是落后的,落后的也绝非与腐朽同义;而且,许多所谓落后的文化,反而永久而坚固地潜存在生活的深处,或隐或现地影响人的行履。家谱是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以遗产称它时候,并不证明它已经失去活力,它是遗,但又是产,产是产生,产是生发,它会变成宝贵的无价产值。当人走得足够远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停下,回首来路,等着他疲惫的灵魂。家族脉络和那份充满古风的淳朴情感,会短暂地给他以抚慰。寻根问祖,恐怕是人类永远割舍不下的心结。“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圣经》)正是因为人生的漂流和飘忽,家族之家谱,会作为粗壮挺拔耸入云端的老树,成为游子频频寻找、遥遥凝视的乡土地标!

   家谱,在家谱之外;

   家谱,也在家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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