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的村子，七老岭王氏家族占据了十之八九，方圆十数里也称得上排场——大概有三百多户，一千余人口——因此得名王家大村。在五莲山区，这样的村子并不少见，但我村自有得天独厚之处，在它的东南、西南和北边，分别伫立着五莲山区最为著名的三座山峰：五莲山、九仙山和马耳山。三山交会，一村横陈，唯才子令纸笔振奋——这才子非我辈蓬蒿，而是四百年前，明朝末年的一个廪生兼诗人王乘箓（字钟仙），七老岭王氏家族的七世祖。据谱记载，七老岭王氏家族“原籍海州海东四十里云台山下当路村，明洪武二年迁居不出，后为红头苍蝇咬出，兄弟七人至大岭，及将散行，裂袄七块，各执为证，故又曰七老岭。”这个家族星散附近，最富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是十六世祖王尽美，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以“一大代表”身份载入史册，但英年早逝终结了其人生的诸多可能性；最有文化和传承价值的，则非这位有明一朝唯一幸得文本存世的土著诗人莫属。

五莲这地方，1947年才称县——之前，它是诸城、日照和莒县的三边地带，战事起时，流匪穷寇喜欢这里的山高林深；风雅光阴，文人墨客得趣于这里的清风明月。我村上头是户部乡（我上中学以前，叫作户部公社），户部乡的上头，曾是诸城县辖。诸城古称东武、密州，级别比现在要高，地盘比现在要大。宋熙宁七年（1074年），诗人官员苏轼任职于此，当时朝廷批准的官衔是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职务一大串，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市地级的一把手。这位密州的军政首脑，周末喜欢到辖区山中观览狩猎，而密州所辖山区，唯南部五莲山、九仙山和马耳山一带。九仙山白鹤楼畔，他所书写的“白鹤楼”三字至今深深地勒于巨石胸间；在《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一诗中，他给予了九仙山足够奢侈的赞美：“二华行看雄陕右，九仙今已压京东。”并意犹未尽地在诗后注曰：“九仙在东武，奇秀不减雁荡也。”宋时全国划为十五路，京东东路是其中之一，辖山东徒骇河东南至河南北部的大部地区。京东东路范围广大而九仙山力压之，可见苏轼对其钟爱之切。观览狩猎之余，他写下了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表其心：“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氏豪迈词风，由此时此地此篇发轫。

又五百余年，钟仙先生始在五莲山中游吟。他的名声，才气，自是不比纵横捭阖的苏轼，但这没有妨碍他以诗成就的本地传奇。据清《诸城县志》记载，钟仙先生诗清健，平生与丁耀亢、孙江符相友善。而这丁耀亢，说起来也是一孤云野鹤，出身名门，少负逸才而久不第，以诸生走江南，游董其昌门。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他写《续金瓶梅》——有考据者考证，兰陵笑笑生乃其父丁惟宁之隐名；也有考据者甚至断言，兰陵笑笑生即丁耀亢本人。今九仙山东南麓藏有一稀罕建筑，谓“柱史丁公祠”，便是丁家当年别业，系丁耀亢的大哥丁耀斗为颂扬其父功德于明万历三十六年所兴建。所谓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别业不在大，这丁公祠和它面前的仰止坊，从上到下无一木一钉一泥一瓦，皆石头构筑，石头卯榫，风雨相伴，未有沧桑，至今仍被视为当地建筑的一个奇迹。丁公祠是文雅的说法，当地人习惯叫它丁家楼子，与我村隔有十里山路，就地理位置来说，当年丁耀亢往来于诸城城里和丁公祠之间，我村应是必经之地。能与此等角色惺惺相惜，可见我的这位七世祖先，当初也是居蓬屋而怀高才的异人。清初诸城诗人李澄中刻印《钟仙遗稿》，曾亲撰《王钟仙遗稿序》，言：“忆予幼时，闻先子述其轶事：钟仙故豪迈，不屑谨细节，一日与邻人哄，阑入其室，邻人惊逸，弗可得。钟仙怒方盛，见壁间悬琵琶，取弹数阕，以去。”其逐诗蔑俗，其倜傥不羁，跃然纸上。

古之入五莲山区留有诗文而今得见者，始自唐代萧颖士，他在《游马耳山》中写过：“兹山表东服，远近瞻其名。合沓尽溟涨，浑浑连太清。”后慕从日众，到明清两朝，几抵鼎盛。寄情山水，从来是中国文人的小习惯，大传统，钟仙先生自不例外。与苏轼等外来诗人有所不同，他是五莲山区的土著诗人，家在此，人在此，生在此，死在此，而且一不留神，成了有明一朝五莲山区硕果仅存的土著诗人。这份不大不小的荣誉，钟仙先生生前未得，死后不知，今天已化作一种不可再生的公共财富，为我村，为我等，在烈日中撑起一片无心插柳的文学阴凉。

钟仙先生清贫孝道，孤介不偶，与一班远朋近友笑傲仙莲，诗酒酬和，活脱脱一幅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山水小画。日复一日，不知道他们都喝什么味道的米酒；与砍柴人相遇于逼仄的山道，又会做怎样的问候；夜不归宿时，可曾有虎视眈眈，可曾有狐狸跳将出来，与他们比试智慧；在被我们视为封建的年代，诗人是不是享有比今天更多的礼遇。我回我村时，车在山中盘旋，偶一抬头，经常见远处峰上，仍有诸位身影晃动，衣衫发丝与清风斜阳纠缠于天地，令人在讶异中陡生亲切。

钟仙先生身世家传，因简成迷。族谱记载：“七世祖乘箓，廪生，著诗稿行世，详载邑志及沂州府志。”而其兄弟应第、应召和应宾，名字后面则只有“庠生”两字——这样的记载，说明了三个事实：一，钟仙先生和他的兄弟均为读书人；二，钟仙先生的书读得比他的兄弟们要好（廪生的身份高于庠生）；三，钟仙先生是一位进入了地方志的诗人。除此，按照诗人合一的观点，沿着他的诗篇漫游，我们的揣度属于被允许的范围。钟仙先生在《少年行》中说：“十千沽腊酒，结客取洮西。”在《欸乃曲》中写道：“遥指灵威飞锡处，断云回首太湖东。”有人据此推断，他游历过祖国的西北要塞和江南水乡。“飞刀走马羽林间，一道明光五月寒。战罢玉门关外驻，不须回首望长安。”《塞下曲》这类的诗篇，则说明他在青年时期曾经从军戍边。他为贫所累而不介意，在《冬日即事》中亦可窥视：“破屋三重茅，随风东西起。四壁累泥沙，窗户无完纸。”（丁耀亢于《哭王钟仙律诗四首并引》中亦有类似记述：“夕阳破屋无烟火，垢面添丁有泪啼”）。他性情豪迈，骨气铮铮，多铿锵壮浪而少颓废消沉：“一剑三生恨，高歌十载情”（《霁雪过长城岭》）；“自知秋气清人骨，尽日南窗改旧诗”（《漫兴》）；“此性素灵应不灭，下为才鬼上为仙”（《临终》）。他写景状物，游刃有余，细微处精妙，开阔处撼人：“空翠一声山鸟过，斜晖千叠乱峰凉”（《再题九仙石壁》）；“海风接大壑，天雪响空林”（《同丁野鹤夜入五莲》）。他望古悟今，寄得寓失，自寒凉中取温暖，于迷离间谋开阖：“荒碑无篆迹，山亦解亡秦”（《秦皇碑》）；“蓬门从未著疏帘，醉里逃禅醉即禅”（《秋兴》之三）。其实，消解了现实与诗歌的距离去图解一个记载寥寥的诗人，未免失于概念化、形式主义以及“对号入座”的阅读嫌疑，但诚如李澄中在《王钟仙遗稿序》中所慨叹，对于“后之人复不能因钟仙之遇见钟仙之志，仅以家传口颂想象其为人”的钟仙先生，通过残存的诗篇考证其人生轨迹和情感阡陌，已经是欣欣然的良策了。

据传，钟仙先生生前曾将所著诗稿辑为两册，付与至交丁耀亢和孙江符，让他们刻版印刷，以期流传。此后阴阳两隔，数年未遂心愿，于是托梦孙江符，以诗责之：“早知死后能相负，悔向生前识故人。”即便如此，两人仍未完成任务：“而野鹤、江符又不克终延陵之诺”（李澄中《王钟仙遗稿序》）。这是一个在我村流传甚久的故事，甚至写入了清《诸城县志》。托梦之类的情节，遍地皆有，因为唯心而不足以信，不过，去掉演义的成分，故事里面分明藏着一个未解之谜。刻印一册诗集，如若说物力捉襟见肘，对于家境殷厚的丁耀亢来说实不公正；如若说情谊淡漠，丁在《哭王钟仙律诗四首并引》中曾这样形容两人的关系：“琴已绝弦山水尽，伯牙不是哭钟期”；如若说两者皆非，那就只好由丁本人回答了。但向一个辞世三百多年的人提出这等要求，实在无理。也许，他早已在天堂向钟仙先生解释过了，这样最好。晚钟仙先生五十年而去世的诸城诗人刘翼明在《订王钟仙遗稿》一诗中写道：“知己一死乃一生，交情难复挂诸齿。前有奇人李元礼，阐幽鬻宅属劂剞。”窃以为，刘在含蓄地批评丁耀亢和孙江符“有野鹤之名无野鹤作为”，果如此，此事就不再是他们几个人的遭遇，而上升到人性和社会学层面了。关于这个桥段，有朝一日我见钟仙先生，想向他求教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托梦给丁耀亢而是给孙江符呢（在有限的历史资料中，关于孙江符的记载语焉不详，我们有理由判定其才华和家境远在丁耀亢之下）？或者，为什么不到他们两人的梦里各走一遭呢？但愿钟仙先生别说这是家传口诵的失误。至于这位刘翼明，自己就是一个奇人，少工诗，王士祯在《渔洋诗话》有称赏。曾长期隐居九仙山中，也曾以清贫之身为好友王无竟之死“哭于州庭”，诉讼三年，实所罕见，继而纂其遗稿，奉其母于自家——按今之说法，堪比“全国道德模范”。

丁、孙俱殁后，大约在清康熙十六年到十八年（1677—1679）之间，李澄中和另一位诸城诗人张衍，忆及钟仙先生其人其诗，不胜唏嘘：“古今文章之士湮没而不彰者，非尽不立言之过也。虽然予与钟仙生不同时，无片语之契，而入寺一叹，使予彷徨于四十余年之后，谋付梓人以终两先生之志者，非诗欤？是集也，亦可以见其概矣。”遂从丁耀亢之子丁颙若处索得钟仙先生诗稿剞劂以传，但多已散失，所余不及百篇，“残煤败楮，破不堪读”。对于李澄中的此等义举，毛大可文边有批：“事本可叹，能璅璅传之，其豪荡感激处，一读一叹息。”令人遗憾的是，历经三百余年沧桑与兵燹动乱，《钟仙遗稿》亦已不知所存。今日所见钟仙先生作品，多取自清人王赓言所辑《东武诗存》。这本厚可傲人的诗集收入了他的62首诗作，是目前所知钟仙诗稿的唯一遗存——幸与不幸，皆为偶然，皆为必然。在诸城博物馆，纸张泛黄的《东武诗存》静静地躲于时光一隅，无铅华可洗，更无当下新娘般的新书所散发出的令人掩鼻的艳粉气息。所谓诗有新旧，情无古今，一个草根诗人的诗篇，和他的命运有着多么惊人的吻合啊。

明崇祯六年（1633年）孟春，钟仙先生连遭母、妻之丧。又二日，他作诗自挽，一恸而绝。由于生年不详，今人已无法知晓他的年龄。他死之年，丁耀亢34岁，如若两人不属于忘年交，钟仙先生当是英年早逝。作诗自挽，一恸而绝，诗人之死算得上卓然物外。死后葬于我村之东，墓向仙莲两山，再不与山水有片刻相别。墓前有一石碑，上面赫然刻着：明故诗人钟仙王公之墓。方圆数百里，这大概是唯一一块存留至今的诗人的墓碑了。清顺治四年（1647年），又是春天，丁耀亢过故人墓下，十几年的风雨依然难以泯灭他的慨叹：“茂陵风雨尽，才鬼与诗仙。影入前年梦，诗从几处传。文遗徒宿草，琴断近无弦。腹痛平生约，驱车不负言”（《过王钟仙墓下》）。很遗憾，这次他再度负言于钟仙先生。社会动荡，宦海浮沉，家事纷繁，给他带来声誉的《续金瓶梅》也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及至两眼昏然，丧明逃禅。不过，这些都不应该构成对诺言失去记忆的理由——钟仙之后，丁又活了36年，何况，他所面向的，是被他称为“贾岛诗穷因瘦死，伯伦酒渴乃捐生”的孤介不偶之友，殊尤不该。

钟仙先生的时代日渐遥远，他本不清晰的面孔，日渐模糊。我曾在一册现代版的地方志中读到一些今人强行施与他的演义，绘声绘色地说他如何成名，如何辞官归里，如何触景生情写诗，等等。这些貌似合理的想象，这些已经永远无法验证的文字，为钟仙先生真实的人生罩上了一件虚拟甚或是以讹传讹的外套，而他也许并不领情——对逝者的任何篡改都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的不负责任的玩笑。很显然，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玩笑，历史也不需要这样玩笑——盖自作多情者，谓自取其乐，又谓自取其辱也！为了不让粉饰的喧闹占据那片遗迹般的空白，历史宁愿向被忽略的真相倾注它全部的热情。

小的时候，我去离村子一箭之遥的钟仙墓前。那里荒冢遍布，坟堆与坟堆间的空闲处见缝插针地生长着返青的麦苗。坟堆大同小异，但由于墓碑指引，钟仙先生之墓一目了然。那时尚不知诗人为何等人物，只隐约觉得，有墓碑的坟堆是多么威风啊——这个人，跟我有着近四百年藕断丝连的关系，在另一种虚拟的时光中游走，却把昔日的注解留在沉默的大地上。又三十年，村庄膨胀，工厂受宠，民宅厂房毫不客气地挡住了钟仙之墓：事实上，此时的诗人之墓已仅存墓碑而无堆土了，墓碑上的字也更加漫漶。不知道再过多久，墓碑上的字将模糊至无从辨认；也不知道再过多久，墓碑将以何种形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杞人忧天的焦虑令我深感不快却难以排解，而电视里面，有个声音正向它面前的亿万颗脑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没什么大不了！”

这是春天的伤感遭遇绿色涂料的解构；这是盲从时代，生活对生活的怂恿，而非诗歌与诗歌的耳语。是啊，一个时代结束了，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光阴之下，又有什么是大不了的，能大不了的？道德的美是用来继承的，也是用来比较和批判的。既如此，且让我再读一遍钟仙先生遗稿，以怀念某年某月某日，那结伴入山的诗人，那明月高悬的栖居，那起于民间传说止于地方传奇的命运，那“入社僧呼起，摇头酒在樽”的往日无忌和“囊空休自涩，随意贮山川”的南窗记忆：物质因自私而片面，权势因无常而轻薄，再高寿的人也无非活在光阴的刹那之间——九百多年前，密州军政首脑苏轼修葺废台而曰“超然”，在台上“日与其僚览山川而乐之”，继而写下著名的《超然台记》以证其心（“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继而写下更为著名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兼怀时在济南的苏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而今，我们依旧温习《超然台记》和《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谓今月曾经照古人，但映入眼帘的超然台，已是新时代的产物与古无关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和苏轼同榜及第的大儒张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贵如“横渠四句”亦难脱被生活讥讽甚或出卖的命运，更何况布衣诗人钟仙先生和他的布衣诗篇了——古难全的事，岂止这些，岂止此时，而我所感慨的，其实也不单单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