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散文是有趣的，无论是谁，只要拿起笔，都可以写，只要你眼前浮现着某个画面，站立着某个人物，或回忆起某段往事，用文字记录并描绘出来，就是一篇散文了。然而，这远远不够。

散文容纳着一个丰富、阔大而深邃的世界，天空的，大地的；外在的，内心的。没有什么事物或情感不能在驳杂、多维、诡谲、美妙的文字中得以从容呈现——当然，这种呈现一定是真诚、无欺的，交织着日常生活的气息与温度，蕴含着灵魂深处的动荡与悲喜，散射着大地深处的朴厚与光芒，闪回着时空绵延的景深与回响。它就像亲友一样贴近我们，聆听我们的倾诉，共情我们的歌哭，触碰我们的表情，抚摸我们的肌肤，贴近我们的体温。它与我们形影相随，不离不弃，互生互融，同声相应。它不张扬，不蹇促，不浮躁，不阳亢，不曲折离奇，不惊险古怪，但它是我们的精神内核之一，拥有无限广阔的书写场域。

“文之为德也大矣，夫与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第一》）夫何为“文”者？释曰：文字、文学、文章、文采、学术、文化、文明、形状、色彩、纹理、声韵、节奏是也。由是观之，文者，天地万物、世道人心，无所不包也，散文之大亦如是。散文是生命和灵魂的陈述与告白，是独立个体的沉吟与发声，是摆脱了听命、盲从、追风、时尚、陈旧、僵化和“群体性暗示”的情感表述系统，是被独立艺术标准、独立写作个性酝酿并提纯了的自由、开放的文本，是真实展现个体生命、生存经验、社会阅历，并对自然、自我、社会、人类存在状态进行认知、思索、判识、描述并进行言说的文体。散文的开放性与真诚性，是它不断生长、持续繁茂的生命原动力，写作者在观念、文本、语言等方面突围、探索的努力，使它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与精神现实具备了更大的容纳力、承载力、言说力。散文的“解放”，本质上是人的“解放”，心灵在场使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审美表现成为可能。

然而，散文写作一直存在着“风险性”。写作的低门槛、便利性，使之容易成为政治意图和伦理意图的受害者（祝勇），成为大众审美趣味的追随者和市场趋利“运动”的“弄潮儿”，从而牺牲掉艺术原则，甚至牺牲掉散文最本质的特性——真实与真诚。虚假的写作由来已久，那些被淘汰的“反面教材”，那些特殊年代的形象化“虚构”，那些政治化的图解和歌颂，那些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服务市场经济大潮、腔调“高八度”的报告文学（如果也能将其纳入散文领域的话），已经完全变为了“表扬稿”，再不具备“私人写作”特质，仅仅是传声筒和宣传单；而那些流行散文、畅销散文、励志散文、鸡汤散文、小女子散文等等，书写的不过是人生的小哲理小感悟、生活的浅表体验、情感的甜腻表达、加工的“鸡血”故事、风花雪月与岁月静好的自欺与陶醉……也都可以归为虚假的写作范畴，而这样的作品大量充斥于各类报刊和网络平台，既没有生命个性，也没有文学价值，只能是易碎品，是文字河流中的漂浮物与沉淀物，即使是无害的（其实很多是有害的），也是对生命与灵魂的磨蚀与消解。

生活阅历与情感经验需要内化和远观，才能酿造出味真且醇厚的文字。时代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文学的发展变化，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然而，现代以来，几乎没有一位重要作家仅以散文立身。假如将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一些重要奖项作为某种衡量标尺的话（当然并不全面），小说、诗歌、戏剧好像才是“主流”。古罗马皇帝凯撒、奥勒留都有散文存世，但他们的立身之本是战争，是开疆拓土；蒙田作为伟大的散文家，无疑是他生活的时代造就；诺奖获得者都写过散文，但比较他们一生的创作，散文只是“副业”；从大的散文概念看，罗素、丘吉尔貌似是以散文获奖，但他们的成就主要在哲学和历史著作，而不是当下所说的散文，他们并没有将散文这种体裁视作专门的写作目标，进行有意识的针对性创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写作的集大成者当首推周作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学者、翻译家，他也并未将散文写作放置于一个至高的平台上，对散文理论进行过系统的梳理、论述，以凸显或强化其意义与价值。散文与生命并行，是濡养生命的文字，自然而随意，恰如吃饭与睡眠，如果得以满足，似乎并没有惦念的必要。也少有理论家去关注散文写作的理与法，去下手摸索它的共性与规律——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是思想批评与文本分析都是少之又少。散文之不可言说在此。散文唯一的共性是对自己内心的忠实，但其思想与思维又是分散的、多元的、流动的、模糊的、不确定的……

既然散文是一种无限开放的文体，又经历了“历史的波折”与价值的丧失过程，那么，对散文写作传统的反思与革新就势在必行。“新散文”写作群落的崛起，无疑使散文写作的革故鼎新进入了阅读的“期待视野”，尽管他们的探索和言说具有几分“悲壮”色彩，却已然带来了一种“新风气”，使散文的创造焕然一新，并具备了书写的多种可能性与存世的文本价值。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仍属“小众”，但他们并不在意。“纸上的叛乱”已然发生，他们的写作姿态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与不顾一切——新散文作家的立身之本由此确立，哪怕仍存在诸多“不可知”因素，他们正以令人刮目相看的写作成果，证明了散文从来都是一个持续成长的过程。这种“成长”性或可让写作者不必过度担心生命经验的倚靠与耗损。视野与高度决定一切，建立在“真实性”原则上的散文写作，已经在直面生命和世界的复杂性同时，开始了多个维度的探索，包括语言的多义性、多变性，难度的提升和跨文本呈现，这些探索与试验，让散文的写作资源更丰厚，可提炼真金的矿床更博大。

二

面对日新月日、充斥着各种诱惑的生活现实和纷纭复杂的世间万象，散文写作者更需要从疾驰飞奔的时代列车上跳脱开去，放缓节奏，与日常并行，在强大的生活力量和生存逻辑中保持清醒与定力，做一个真切的观察着、体验者与思考者，才能在时代的镜像里呈现灵魂的真实样貌。

灵魂要慢下来。写作也需要慢下来。高兴《世界文学》2020年第1期新年卷首语《重新找回我们的灵魂》一文中，引述了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的文章《快点儿》：“步伐不够快，于是我们跑了起来。跑步也不够快，于是我们跑马。跑马不够快，于是我们起航。起航不够快，于是我们沿着长长的金属轨道欢快地向前滚动。长长的金属轨道不够快，于是我们驾车。驾车也不够快，于是我们飞了起来。飞行也不够快……我们想更快一点到达。可据说，一个灵魂的速度只及得上一个人走路的速度。这么说，灵魂们都在哪？被落下了。他们四处徜徉，缓缓地，微弱的光在暗夜的沼泽地里闪烁，寻找我们。”灵魂一旦被落下，失去灵魂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散文写作惟一倚重的是心灵，心灵可以穿越时空，但必须借助生命缓慢的行走。

从另一个方面讲，真正的写作者都是在孤绝中寻找突围。不只是写作状态，更包含着独立探索，那个寻找价值和意义的过程。马拉松般的奔跑，不可取代的艰辛、寂寞、苦熬、内观，深入民间大地，融入人间的烟火之中，关注和抚摸生存的细节与纹理，用生命的悲剧意识，用“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情怀，抵达文字的美、善、真，才能成就好的写作。乌纳穆诺认为生命的悲剧意识来自对永恒的渴望（《生命的悲剧意识》）。张锐锋说：“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向善的表达。因而在一个善不能完全实现的社会里。文学总是充满痛苦。”（《随记册》）要敏锐地感应这种痛苦，才能使散文写作充满内力和张力，拥有新的艺术标杆和精神标准。

我说过，唯有灵魂的动荡与沉痛才能将诗歌的种子唤醒，并使之瞬间抽芽。诗歌总是以陌生的面孔与语言猝然出现，然而，那霎时的感悟或感应却包含了抵达永恒的所有努力。诗歌是来回奔突于瞬间与永恒之间的文体，就像生命本身的样子，但它永远是生命与灵魂的浓缩之物。不朽的诗歌是存在的，并不是时间令其不朽，而是一个永远动荡、躁动的灵魂令其不朽——那么，不朽恰恰存在于一个个吟诵与书写的瞬间之内。诗歌有时候是“圣灵降临的叙事”。

散文写作也是如此，只是它持续的时间或许与生命本身一样漫长。不要追问意义，意义蕴藏在过程之中，如果你知道生命只剩下这一件事，那就继续下去。写作者要时常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独自面对自己的灵魂。

散文写作永远不具备逐利性，这需要真正的写作者确立对散文的信仰，有时候，孤独而坚韧的写作在生存和人的需要面前抵不上一顿饭和一片止疼药，就像祝勇在评价散文家、诗人庞培对生活与写作的态度时写道：“一个不指望从文字中获得利益的人是干净……不似某些散文家的时尚英雄，张口春秋大义，满脸奸商表情。”散文写作者需要这种灵魂的干净以对抗功利的现实。

三

散文是自由、开放的文体，也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定型的、永远也不可能定型的文体，它完全可以糅合非虚构、小说、诗歌等不同书写元素——有人称之为“中间文体”。所谓的“中间”文本，就是一种自由的文本。过去，我们给散文套上的框框太多，满都是“紧箍咒”，让散文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写出来的东西却往往是难以承受之轻，很多文本最终被时间的筛子筛掉，了无痕迹。但它们的糟糕影响还在，比如对写作者独立精神的取消、遮蔽，比如某类“群体性暗示”的挪移、笼罩，比如对某个特殊年代词意“固化”“缩小”的惯性继承等等，都是导致格式化写作的原因。改头换面了的大众趣味，流行的、媚俗式写作，难道不是“体制散文”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变种”吗？某种“写作传统”与学习体例依然在影响着一大批人的写作习惯，使貌似繁荣、遍地开花的作品缺少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氛围的“土壤化”使陈旧的表述机制滋生蔓延，既排斥文学的独立担当，更有沦为服务工具的危险。

真正写作“自觉”，从来不是“听命”文学，也不会故步自封。鲁迅所谓的“听将令”，那是“启蒙文学”的将令，恰恰包含着文学的真谛。散文呈现的是个体经验与认知，是生存景象的诗意描绘，它能在时空中自由穿越，连缀历史与现实的碎片，但它并不排斥思想性，思想性恰恰是散文的骨骼。因此，只有独立的人文精神、独立的文化人格与独立的写作个性才能组成散文的灵魂与肉身。所谓写作的难度也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包含了对复杂现实深度展现的努力，也包含了不媚俗、不趋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散文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多义性、不确定性、独特性、神秘性和创造力，在于写作者不断探索的努力。

四

很多新散文作家都提到过真实与虚构的问题。绝对真实或绝对惟一是不存在的。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时乘一条船游览，写下了完全不同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却都是真实的。这只能说明，每一个作家面对相同的事物，感受、观察、描写是不同的，他们都只表现了对象的局部，这个局部是外在世界在个体心灵镜像上投射与感应，绝不会雷同，感受与描写的差异性也由此产生。每一篇作品只表达世界的局部，但局部可以无限多。你不能说局部因为不是全部就是虚假的，这与瞎子摸象的道理完全不同。如果一个作家描写了一只大象的局部，比如耳朵、鼻子和动作，读者也完全可以想象出整头大象的样子。想象力是可以繁殖的，词义与语言也可以繁殖，叠加出更丰富的内涵。

宁肯认为世界就两个，一个是外在世界，一个是心理世界；一个人也由两种经历构成，即生活经历和内心经历。这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那么散文为何不能写看不见摸不着、貌似虚假却真实存在的心理世界？人的心理世界恰恰是一个更为幽深、广袤、复杂的存在。他和祝勇也都谈到过“过去比现实”更真实的问题。即在散文中，过去比今天“更近”。那么，已经消失的“历史”或“记忆”，谁能证明它们曾经存在的真实性？祝勇说：“散文界所坚持的真实，本质上却不过是组接、利用、想象，甚至虚构。”没有完全的真实，所有落到纸上的文字，其真实性都是不可验证的，因为我们无法恢复历史的“肉身”，不可能彻底还原曾经的真实存在。散文无法排斥虚构，这是一个常识，《史记》《庄子》都有虚构或完全是虚构，虚构是为了接近本质的真实，是真实的必要补充，是还原真实的手段，是服从于真实原则，而非取代真实，真实更是指情感表达的真实。一个服务于“造假年代”权力体制的散文，内容完全是假的，情感也完全是假的，比如杨朔的写作——是造假，而不是散文的“虚构”。

很多作家书写个人记忆，在已经消失的空间试图构筑起一个闪射着内在光辉的文本，融入了乡村、城市、社会、时代的驳杂影像，实际上，那些记忆需要大量细节虚构去填充，否则，根本无法完成一部完整的作品。考据或资料不能替代想象。即便是想象，也一定带着过去时代的光影、气息和温度，令人仿佛触手可及、感同身受。所有的真实都必须落实在细节上，这一点与小说没什么不同。散文也可以小说化，可采用小说的叙事方式。文本的复杂性、多义性，是对传统散文的反拨，传统散文的所谓“形散而神不散”，非要找到一个使主题得以提炼升华的对照物，只能使刷鞋的空间变得狭小和错位。散文不该受到什么限制，既可以形散，更可以神散，既可以是质朴、自然、智性、动人的短制，也可以深广、繁复、开阔、跌宕的长河。尤其是新散文语言和文本实验，打开了书写无限的可能性，写作者完全可可以遨游其中，游刃有余地进行精神冒险。

五

当然，所有写作，审美是第一位的。达到艺术上的精致，必须呕心沥血。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菲利普·索莱尔斯说过：“写作是需要百般矫揉造作而后才能掌握的一种才能。”散文是内心冲动的产物，是情感运行的轨迹，是心灵的文学，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深邃情景，充满诗意。

诗意与审美只能通过语言实现，语言风格即写作者的性格，是经过千锤百炼后的代表性标志。独特的语言风格是每个写作者所追求的，也是一个成熟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白话文仍处于不断的发展中，但一个散文写作者需要阅读从古至今的各类书籍，那是一个取之不竭的语言宝库，尤其要向古文学习，才能生成自己的干净、纯美的文字。张炜曾说，文章要多用动词、名词，少用形容词；但周晓枫专门写文章给形容词“平反”。其实，不在于用什么词，而在于怎么用。过去，很多传统的写作总是使用“大词”，“大词”往往是空洞的，经常是声嘶力竭的，基本无法表达真情实感，但那是“升华式”写作所赖以支撑的东西。于坚说，升华式写作是国家意识形态造成的后遗症，甚至有的知识分子写作，也不过是把“红旗”换成了“麦子地”，把“未来”换成了“远方”，他甚至批评了海子，说所谓先锋派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使用“大词”，“脱离常识的升华式写作必然倚靠大词”。但也有人指出，只要写作是在“现场”的，尤其是在“精神现场”的写作，“大词”的使用也无妨。这种度的把握关键还要看书写的对象和内容。耿占春说：“诗的话语尽可能微观地叙述个人生活、个人经验，尤其是能叙述对内在世界一切微弱意义的感知。”（《退藏于密》）散文的话语也是如此，个人经验与感知是叙述的核心，从个人的角度抵达叙事的细部与深度，才能散发出灵魂与诗性的闪光。他还说过一句话：“一把磨掉了齿槽的钥匙能够插进所有的锁孔，却打不开任何一扇门。一种磨损了差异的话语能够在所有人面前重复回响，但不会有任何真实的交流。增加语言中的齿槽，增加那些细密的差异与刻度，寻求唯一的意义之门。”（同上）优秀散文家看到了的是词语表达的丰富性，词语之间的连接与叠加可以使意义递增，可以有效防止将一个词限定与一个意义之内，所以被祝勇称之为“巫者的炼金术”，语言背后支撑的是散文家的境界、血性和元气。

词语是有张力和弹性的。修辞的运用，写作的“在场”，都较大限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道路”不只是道路，很可能是“时间的道路”，是目光穿越千年但又似乎尽在眼前的“道路”。修辞的运用很重要，可以使事物、经验与情感的连接达到一种通透的深度和高度。当然，如果语言不是发自内心，它不过只是修辞而已。单纯巧妙的修辞只是摆设，是虚假的文字花样。最要紧的还是要保持对生活、生命体验的灵敏度，保持与世界、内心的真实连接。思想性需要语言来表达，语言的穿透力、美感、陌生化，需要借助于对修辞的熟稔。做到这些，还需要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修养。这些方面是彼此交融在一起的，所以，散文是一种杂糅各种知识资源并统摄于个体思想与情感的文体，因而也是最难把握的文体。

进入真正的散文写作，门槛一定是很高的，出手要慢，要下功夫与文字较劲，而不是脑子里出现了什么立马写出来。“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那是对天才而言的。要炼字，要将语言打磨得发光。

复杂的现实已经给传统散文提出了挑战。现实比文学更精彩。更强的文本创造才能呈现对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会让价值翻番。

六

“在场”是对现实的“直观”、直面。这个“现实”包含了历史与当下时空中的人与事。写作者不只是旁观者，更是参与者，他就站在历史和现实之中。要将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悉数纳入“日常”，使之具有寻常的人间烟火气、人间温度。有时你会感到，在散文写作中，过去比今天“更近”；或者，“今天”要在心灵空间里有意识地“拉远了看”，才能获得更智性和感性的视角。审美往往产生于有距离的审视，空间的和时间的交织是散文内容得以立体呈现的方式，它可以呈现在一部作品中，也可以在多部作品中呈现。

很多人在取材上就限定了自己，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光洁明亮、情调“高雅”，完全是小资情感的苍白无力，而忽视或无视了生活中的复杂处境和复杂情感。社会和人性都是复杂的。这绝不是只看生活中晦暗的一面，而是看真实的整体。对生活的眼光，不仅要独特，敏锐，深刻，有时甚至需要“歹毒”。这不是缩小了散文写作的空间，恰恰是延展、深化了空间。要重视“广阔的民间大地”，在真实的民间寻找写作资源，做能量充沛的书写者，体会大地上的生息劳作——“大地”就是人的生存时空，那里有人间万象，有芸芸众生。散文尤其要保持对自我生存和普通生命的声援，保持写作与生命的互动、与灵魂的撞击，这不是单纯倚靠才华与想象力就能做到的。远离正统的话语体系、正统观念，面对无比鲜活的现实存在十分重要。幼年回忆、乡村生活、人间亲情，这些东西到处都是，写作者往往陷入其中，彼此重复，其实没有多少意义。所谓“宏大叙事”、主题先行，依然跳脱不开写作方式、思维模式的雷同。写作不是做数学题，没有标准答案，而是答案越多越好。最重要的突围就是远离雷同，创造“异数”。

新散文打破了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既是语言运用之功，也是思维观念的更新，既保持了散文的纯粹品格，又拓展了散文的格局疆域。散文写作当然也是一条自我救赎之路，是生命的挣扎方式，是对时间的抗拒和对精神生命的延展，“承受着碎裂与寂灭”，是对个体痛苦和欣悦经验的珍视与呵护。

唯一求索之路，就是首先要确立和保持对散文的信仰。

（2020年5月24日，作者在城社文化·山东女子散文沙龙第19期作了题为《散文创作漫谈》的讲座，此文根据讲座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