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族人共同编修的家谱（八修），历经25年终于付梓，十二支族裔尽收其中。藏青色的精装本，煌煌二十六卷，上接民国，远及海外，这是日照丁氏家族的文化盛事。

 在犹太人的典籍中，有“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的追问。法国画家高更，曾经以此题为画。孔子也有“慎怀追远”之语。对生命来路和走向的凝望，东西方有着相同的文化心理。当人有了经历，有了阅历，积淀了沧桑，他会在无法望断的时空里寻找自己生存的根底。把同宗同族，按照支系编制在纸上，就成为生命分蘖的谱系。有人曾经说，中国人没有纯粹的宗教意识，真正的信仰是对历史的敬畏。所以上至宫廷，下至闾巷，都会循着时间的绵延写下履历，正所谓族有谱，邑有志，国有史。梁启超也曾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此乃不易之论。

 修谱，乃至修志，人们用“修”而不说编纂或编写，而且必在盛世修谱。盛世之前，必是乱世，饥荒刀兵，生灵涂炭，族人流散。修，乃是修补和修复，也是修缮，因为修家谱是家族巨大的文化工程，是在纸上建造宗祠或展馆，当然，也为尊者讳而进行必要的修饰。

 据传说，六百多年前，丁氏先祖在武昌随着朱元璋起义，征战四方，按功治淮阴，之后又居江苏东海县，明初年迁徙日照，在傅疃河北结庐。根据当朝的法律，分一处田产，守一座哨墩，半戎半农过日子。此时天下甫定，先祖爷在日照城里养家糊口，聊以卒岁。营生的艰辛使先祖悟到，自己一介草民，上无庇荫，子孙后代最大的出息，也就是在这里引车卖浆，终为贩夫走卒；要想出人头地，唯有志学登科，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于是，先祖断然决定，离开日照城，举家迁往涛雒镇。他们在那里晒过盐，借此商贾汇集之地做起了小买卖，稍积薄蓄，就让后生们入塾日课。旧家谱记载，丁珩公迁居涛雒后，“痛念先荫凋零，一意向儒业，倾资延名宿”，自己不但成为庠生，而且出资办学。

话说到了天启年，朝廷开科，老丁家终有俊彦于孤寒中脱颖而出，丁珩的长子丁允元高中后职任苏州知府；次子丁允登成为贡生。也就从那时起，潜研经史，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为丁氏家族秉承的庭训。丁允元共生十二子，十二子繁衍了十二支族人，再加上老长支、老二支，日照丁氏开始兴旺。兴旺中必有人才辈出，从明到清，就有举人四十九人，进士十四人，翰林两人。我村的丁守存，居然父子三人先后中进士。李鸿章曾书“一门三进士”匾额，挂在“山房”大门上。

到了清末，族人丁惟汾追随中山先生，共举反清大旗，后成为同盟会山东主盟。就是这位先祖，资助自己的同族侄孙丁观海到美国学习土木工程，这位土木工程专家的长子，就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誉满天下的丁肇中。

家谱首卷，收录了本族历代要人、名人的诗文墨迹，尺牍丹青，浏览中颇有黍离麦秀之感。逝者远逝，来者又去；代有先后，后者又来。代替，代谢，代代衔接，生命的自然法则中包含了多少故事传说。从古至今，忠臣义士，墨客骚人，贤男烈女，全都是在传统礼教下涌现出来的非凡之辈。历史总是在不停地过滤，它在湮没，也在拣选，意在彪炳和弘扬。而对于本家族的后人，面对前辈文墨包括家谱，应该是一次静心的拜谒和回访，而族谱使他们找到群体生命的始点。

几年前，齐鲁出版社的周晶总编辑告诉我，他在津门购得线装书一套，名为《旷氏山房文集》，作者丁心斋，而这位丁心斋先生就是我村的丁守存，清光绪进士，诗人，著名军事科学家。文集于光绪年间在江苏太仓县刻印。翻展着柔软发黄、角多残缺的书卷，我不禁无限感慨，从末代王朝，到群雄争霸，再到倭寇入侵，期间匪祸兵燹，百余年里，这书卷辗转流离，纯属幸存，最后居然到了我这里。莫非冥冥中那位杰出的先人，让我收藏这份承载着族脉的文化意绪？——这不是纸与油墨的时间张力，而是不死不灭的人间灵性！

小村庄里出了这么了不起的人物，而且是个大官，自然少不了演义的故事：丁守存小时候虽然是顽劣之辈，但已经有了为官之兆。他姥娘家在傅疃河北某村，因为丁守存少年丧父，孤儿寡母度光景，姥娘家的人嫌贫爱富，对他们白眼有加。娘舅结婚时，年幼的丁守存跟着母亲去贺喜。客人们都在堂屋里酒肉满席，推杯送盏，却让他娘儿俩在厨房吃着残汤剩饭。母亲泪眼婆娑，气恼之下眼泪一擦，拽着儿子走出了娘家门。走到半路上，见西北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大雨。当娘儿俩从傅疃河蹚水而过的时候，西北山后的洪水已经流到这里。此时娘俩正蹚到河心，危急时刻，却见洪水在他们上游停住，浑浊的洪流立成几丈高的水墙，突兀如同悬崖，旋涡呼啸着在天底下旋转。娘儿俩紧走慢走，当她们登上对岸的刹那，水墙就哗啦塌泄下来，瞬间就平了河床……后来，又有人说故事属于另一位日照古代名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光绪年间，丁守存中了进士，官至户部主事，后任军机处章京。咸丰年，随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参军事。因阻太平军有功，授湖北督粮道、署按察使。后告老还乡，率众修涛雒围墙以拒捻匪，并在镇上营造自己的房舍，宅号“山房”。丁守存的两个儿子丁凤年、丁麟年，前者同治年中进士，历署河南六处知县。待丁麟年弱冠，父亲去世，竟然含悲发愤，二十三岁又中进士，后放陕西同州知府。丁麟年上任后，豁免苛捐杂税，为百姓拥戴。甲午年，康梁变法，丁麟年客居京华，曾经多为其资助。维新失败后，丁麟年回到陕西治所，因为政见迥异，从此厌弃了官场，布衣周游。民国元年，徐世昌久闻丁麟年的人品与才华，几欲推为上海道，但丁麟年面辞不受，然后到济南暂住。徐世昌又推其为烟台道，又辞。后来，丁麟年任山东图书馆馆长，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收藏家和书法家。

二

 日照丁家最神圣的林地，在西部的德靖山。因为南北走向，当地俗称南北山。德靖山不高，满山苍松杂有槐橡灌木，巉石岩岩，微微起伏如卧龙，龙头遥对北面的夹子山；南为龙尾，龙尾下一泓河水，水流潺潺，四季不涸。在河对岸，东西几乎对称各有一座小山，山很矮，奇得是两山形状也孪生般相似。站在“龙尾”的斜坡上俯视，村野空旷，两处小山就像旗杆底座，或像太师椅的左右扶手。先祖丁珩，就选定德靖山南端的缓坡作为家族墓地，自己也安葬于此。

故事就从德靖山说起。

当时，珩公在莒县开教馆，快过年的时候只身返家。走到德靖山下，见一村妇衣不避寒，在路边徘徊恸哭。此时夕阳在山，暮色渐起，地冻天寒。珩公实在不忍，停下来询问。村妇告诉他，丈夫在外谋生，杳无音信，家中靠举债度日；这年关近了，债主们反复催逼，自己手无分文，只得卖身偿还；可是家中母老子幼，倘若自己被人买走，他们何以为生？说完，又坐在路旁低头呜咽起来。珩公含泪叹息，顿生悲悯，遂将自己的束脩拿出来，说回家吧，还上钱后还有剩余，咬紧牙关过日子，天无绝人之路！

 丁珩公空手回到家里，天已很晚。他把事情告诉了夫人刘太君，夫人非但没有责怪埋怨，反而连连称善。

又过了几年，珩公在某进士家做私塾先生。这位进士蛮横跋扈，其心歹毒。欲请江西人来给他家看风水，人家婉拒，他居然唆使坏人对其诬陷，再串通官府把他充军到日照。珩公陪着这位先生四处寻看，走到德靖山这里，先生悄声告诉他买下这块地。珩公私下打听，地的主人竟是当年赠金的妇女家，此时，丈夫已经积财回家，日子殷实。见了恩人，全家立即跪拜；知道来意，人家非要无偿奉送。珩公摇头说那我就不买了！言毕，就要离去。最后，主人以廉价卖给了珩公。

德，道德也；靖，平安也。故事可能实中有虚，风水之说可作谬论，但行善便是积德，厚德方可载物。史载，丁珩“晚年境况转裕，偶应人之求，求货济急，待其子报捷南宫后，悉取贷券焚之，不使偿还。”待儿子丁允元做了高官，他把所有人的欠条全部烧掉。丁珩祖“不以子贵受封而自居”，反而“一如寒素时的自谦，……不面誉人长，不肯毁人之短”，依然保持平民本色，守正仁善，友睦四邻，用日照本地的话说，没有半点儿“扎煞”。

丁允元，明天启甲子科举人，崇祯辛未科进士，在京为官，因弹劾都御史袁卿逆党，被誉“不畏强御，上劾权相”，后出京任苏州知府。苏州，江南富庶地，烟柳繁华城，五百里太湖渔歌帆影，周边山如螺髻，田畴村墟，鱼米之乡。知府大人可游可逸，可以醉乎山水之间，有官银，也有私银，甚至还可能有贿银，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明代有民谣形容遍地贪官：“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是京里抖。”然而他却勤于政事，宵旰尽责，躬行不惰。不但自己端方清廉，苛心律己，并严命胥吏们熟悉典章，依法从政。因为自己出身卑微，所以他体恤民苦，即使对触法者也不用峻刑。后来，丁允元任庐州兵备道副使，“吴中父老攀卧以千百数，皆泣相告云：吾苏州从未见此赔钱太守也！”都庐州后，丁允元严格丈量土地，大胆纠察冤案，曾为两千多人保全了性命，由此也与黑恶结下了怨仇。不久，丁允元被奸人构陷，就地免职。后来，真相终于大白，朝廷补他为榆林道台。此时，丁允元已经目睹体验了太多官场的厚黑和龌龊，便以母亲年迈为由，返回故里。

丁氏家族中官做得最大的是民国时期的丁惟汾。丁惟汾家在涛雒西岭的官庄，其父为清末秀才，古音韵学家，著有《毛诗正韵》。然而老先生并非食古不化，虽身处僻壤却认同新潮。他在自家的学屋门上写下这样的对联：欧风美雨留佳客，古史今书课幼孙。另一房门写道：闲日铲除专制草，随时培养幸福花。丁惟汾受父亲影响，研经读史，关注时事。1903年，丁惟汾先考取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在明治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加入同盟会，并成为山东主盟。他与同仁在东京创《晨钟》周刊，宣传革命，播撒火种，因其意志坚定，忠诚可靠，孙中山先生就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回国后，丁惟汾任山东政法学堂校长、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因为学堂相对独立，年轻人集中，容易避开朝廷的监视，在学生中秘密发展会员。待武昌起义爆发，先生立即组织同志响应，参加草拟山东独立大纲，迫使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但不久就受到袁世凯的镇压，独立旋被取消，许多革命党人被捕杀害。先生又与黄兴等人密谋，酝酿到烟台起义，直到南北议和。国民党成立后，丁惟汾先后任组织部长、青年部长。两党合作时期，曾与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共事。后来，一度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训练部长、检察院副院长、国府委员等职，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常委。

丁惟汾一生保持平民意识。早在1914年，为躲避袁世凯的迫害，他暂时潜回老家，做了农民。他牵牛躬耕，戴月荷锄，汲水灌园，憩时抽着烟袋，与邻人共话桑麻。人们完全不知他的背景和“来头”，亲切地叫他“七老汉”。在南京时，他租居的却是民房，屋里除了床铺板凳，饮食用具，就是书架，却没有电话。全家平时粗茶淡饭，有时候买点儿肉，白水煮后蘸着盐吃。他不舍得买烟卷儿，就把旱烟叶子搓碎，用纸条卷起来，自号“小雪茄”。夫人也抽烟，但专拣老先生扔下的烟蒂儿，在嘴上吧嗒几口过瘾。抗战时期，丁惟汾随撤重庆。当时的陪都，官员生活奢靡，连蒋介石都气愤地写道：“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这时候的丁惟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府委员要职，兼抚恤委员会主任，却是清正自律，依然粗布衣帽，脚穿布鞋，抽低廉的大联珠牌香烟。他家住了三间民房，一边还是猪圈。孔祥熙见后，觉得如此有功党国、德高望重之人这般待遇，实在有失总统脸面。孔祥熙告诉了蒋介石后，丁惟汾才迁到林园。中共领导人到重庆谈判，还去林园拜访过他。

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丁惟汾因政见与蒋分歧，自然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民国要员，仍然可以行使权力。而且他革命半生，道合至交无数，但是他没有弄权营私，更不做刮民的勾当，为官廉政，甘于清贫，而且不许子女亲信经商。他看多了党国的腐败和官员堕落，语重心长地对子女们说：“我没办法，已经当了政客了，你们晚辈，谁也不许做政客！……”他嘱咐后辈们远离政治，学些专业自食其力。自己出资把年轻人送到国外，他让女儿丁玉隽到日本学医，后嫁给水利学家黄万里；他把外甥牟宜之送到日本学建筑；把族侄丁观海和养女王隽英送到美国密歇根大学，两人在美国举行了婚礼。

老先生生活简朴，却把积攒下来的钱，捐给老家建了学堂。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侄子丁群和外甥牟宜之，先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丁群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他与赵尚志等人奉命北上，被张学良抓住关进奉天监狱，准备死刑，还是丁惟汾暗中斡旋，秘密释放。牟宜之，曾经偷了舅父的手枪参加了日照暴动。后来，牟宜之任国民党乐陵县县长，接应肖华率领的抗日先遣队，枣园结义，助他们在此建立了根据地。尔后，又将县府所存的三千大洋送到太行山，为刘邓大军解决了将士们的冬装。烽火岁月里，牟宜之驰骋于沂蒙山区，刀劈倭寇，血溅战袍，不愧一代豪杰。说起来，我们家和牟宜之有些关联，他和我外老祖父是亲家。我们母亲成长凤在他家长大。

后来，丁惟汾以七十六岁高龄去了台湾。就在国民党败退时候，有关方面通过亲属捎话，让老先生留下。滞留上海的丁惟汾对侄媳（丁群的妻子）叹曰：“我要不是身体不好，现在不是往南走，而是往北走。”家中只有六颗金豆子，他悄悄叫过女儿丁玉隽，让她把自己的棉袄拆开，把金豆子一颗一颗缝进去。老先生心有难言之隐，他黯然地告诉女儿：“我要是不去台湾，跟从我的人全都完了。”——丁惟汾不是为自己走，不是为信仰走，不是为权力走，而是为了自己属下的身家性命。蒋介石对待叛逆，从来都是冷酷残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朋党伐异，铁血无情。衰朽之年的丁惟汾，最终为此而诀别了亲人，割舍骨肉，背井离乡直到魂悬孤岛。政党之间、政治之间、权力与胜败之间，不可遮蔽的是他人品的光芒。仁厚的他，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做出了无愧族人评说的选择。

 丁惟汾是民主革命家，又是近代著名文字音韵学家，有《俚语证古》等多达百万余字的著作名世。诚如日照籍文豪王献唐对他的评价：“壮岁奔走革命，舟车戎马之际，未尝一日废书。”

三

任何家族中，千百年里都会涌现出许多不同凡响之人。他们各以自己的禀赋才能，自立于当世，成为或大或小的星辰闪烁在历史的天空。据说，所有家族都有相似的宿命。家族成员在容貌上或许有相似之处，但是没有共同的本质，没有共同的特征为所有成员共享，但是，祖辈的遗传密码，一种最原始也最生理的基因，被所有的子孙携带着。许多家族成员，不会忘记自己族群里前朝或者现世的非凡之人的业绩和荣耀，这是人性中最质朴的向善力量。反之，没有人去宣传家族中的逆子和败类。编修家谱，遵循着传统的原则和伦理。旧家谱中，虽然有官本位，有忠君思想，但总是秉持着对人格清正高尚的肯定；它也避开那些沾满污垢的名字，不载他们的劣迹，这不是为前辈讳，而是比泥土更加严厉的埋葬！家谱，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点赞正直、正派和正义。所以，在每次家谱续编中，都会收录那些杰出的名字，拭去岁月蒙在上面的锈土，让它闪出金属的光泽。家谱就是纸上的宗祠，一座道德的灵堂。杰人们出生于这个家族，又超越家族融入了民族，而民族又是无数家族的交集。为了他人，为了社稷，为了朝廷国家甚至人类，奉献出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虽然时过境迁，朝代演变，但是这些基于人性、人情的崇高精神，为社会构成了永恒的幕墙。

 但是，任何一个家族，甚至是曾经或者正处在显赫中的家族，都会经历兴衰，更多的家族成员只是平民百姓，是草根，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平常甚至平庸地生活着。偶有鸿远之志，也因为时运而破碎，甚至遭到铩羽之厄。身上虽然有着祖宗的基因，但并非都具有出众的才智。他们用勤勉、本分和诚实，为自家的生存劳作奔忙，粗食鹑衣，卑微如土。家谱中只是收录了他们的名字，但是，正是不可胜数的小人物，默默地为自家也为国家送上了汗水血肉，是他们集成了历史的厚土和体积。

姓名，名字，一个简单的符号，它由姓、辈和名构成。通过姓氏，他属于过去，所有强制他的因素都包含在姓氏之中，这意味着牢牢掌握他的宿命。辈分，就是序列，是人伦，是血脉分支的节奏。辈分为他定位，通过亲缘让他知道祖辈和晚辈，甚至明白感恩与责任。辈分还是进入家族的编码凭证，通过对它的阅读使个人融入同姓群体。罗森茨威格言道：“他的姓氏就是命运进入的大门——这个门不会完全关闭——命运由此门进入并降临到他身上。他的另一个名字就是他的专名。他的父母选择了它，并在选择之时画下了一条命运不得非法侵入的分界线。一个人的专名就是宣布这是一个信任的广告，他通过使人面向未来而对现在进行宣告。”

 名字是被命名的，它可以高贵也会卑贱，可以高雅也会俗陋，当人处于艰难时世，在朝不保夕的境况中，名字仅仅是个记号。对特定时段的人名集合研究，就会发现它像样本一样透出丰富的现实信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无数的生命依次凋零，无声湮灭，只有进入了历史的少数名字才可能被记住，被人讲述、倾听甚至记录下来。

 名字虽然属于个人，但它体现着生命存在的事实和依据。名称给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因为他以名字与别人发生社会关联。天下之人，没有人无姓无名，在所有的恐惧中，最恐惧的则是“无名的恐惧”。有了名字，就等于给人一个现成的行为牌照。反而言之，改名换姓，隐姓埋名，也就藏匿了所有的秘密譬如流亡的罪犯。

读着家谱，更要看到，并非一代强过一代。人性的提升和发展，不是同比正向。遗传，也在变异，变异可以使人超越于众，也会流于平庸。巴特雷曾说过：“我们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天赋的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过我们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点就像投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根植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哲人王夫之早就看到，在父与子的相继过程中，子女当然不是父母的复制与翻版，而且也未必优于父辈，甚至就是本质上的不肖。所以，父辈优于子女是不经之谈，而子女一定强过父辈也是荒谬之论。

 在人们心理上，似乎重遗传而轻变异，甚至不那么容异。孩子生下，人们感兴趣的是何处随父哪里随母，鲜有人注意“随”中之异。假如说遗传基因来自父母，那么变异应该属于造化，是造化把“异质”馈赠给新的生命，这是最属个人的珍贵密码。他是他自己，他带着父母的影子但与任何人不同，他有自己的肖像、体态直至声音；就是这个异，让他成为有个性的个体，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潜能。因为受之父母，他有同；因为造化之手，他是异，但要想异于常人，必须超越遗传才可能成为优异之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含有强烈的“排异”心理，受肯定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它把人此生的优越和低劣，定位在父辈的生殖上！

 当人处在社会变革的关口，天降大任于斯人。朝纲旧废，制度变迁，会使默默无闻者正逢其时，他的等待与胆识，可能使他变成了前台的角色。真也是觉悟的人，命运牵着走；不觉悟的人，命运拖着走。编修家谱的理念，重要的是崇尚先贤，学习他们在困厄中，在寒境、甚至绝境中发轫。既然血统没有贵贱，而且前人们大都出身垄亩，位在弱势，却能建功立业，为人瞩目。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说得好，“我们都喜欢幻想有高贵的血统，当然事实上不是；或者甚至更为欺骗性地幻想，自己根本没有血统，也就是说，我们是从自己的脑袋里蹦出来的，或者说自己创造了自己。”

四

旧家谱中，弥漫着浓厚的官文化、神文化和男权文化，——除了贞烈女子，其他女人是不能入谱的。烈女背后，是传统礼教的严冷与黑暗。修谱者，惮于王政，或沿袭惯例，男尊女卑思想，使他们漠视了家族人丁来自母亲。今天，将女性收入家谱，早已成为所有人共识。姓是姓名，是姓氏，由姓氏立家，以姓氏成族。姓是原本，也是根本，姓字左边一个“女”字旁，“姓”就是女生。——生命谁生？是女人，是母亲！

 在中国的宗教里，作为生育的女神总是受到人们的膜拜。始祖是女娲，道家供奉的是送生娘娘，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农耕社会需要体力，需要众多人丁从事沉重的劳动，人丁兴旺是每个家族繁衍的梦想，由此形成了古老的生殖崇拜。人们讲血缘，讲血脉，血在哪里？血在母亲的身体里，在她怀孕分娩过程中。

从古至今，一代一世异姓的女人，经过父母之言媒妁之命，穿上红色的婚装，披挂云锦，坐进花轿，甚至坐在一辆笨重的大车上，走进丁氏家门。鞭炮锣鼓，洞房花烛。三日期满后，她从婚床上下来，上侍公婆，下扶叔姑，开始了柴米油盐的日子。她和原先的家族拉开了距离，成为丁氏家族的成员。她们的名字，在丈夫的身影里开始淡化、弱化。经过婚礼，两个家族的血开始混合，新娘，为这个家族新生命的化育准备了肉体的土壤。“合两姓之好，上以祀宗庙，下以继后世也。”（《礼记》）家族之间的联姻，也是联盟，亲戚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女人的出嫁开始形成，亲缘之间休戚相关。丁、牟、秦、安、李五个家族，曾经缔结了日照境内的最大亲戚群体。

 列维·斯特劳斯说：“在个人之间交换的是词语，在部落、世亲、家族之间交换得则是女人。”小时候，我们无数次看到男女结婚时那两根红烛。暗红的血色般的蜡烛点燃了，一根柔软而笔直的烛芯燃起了火苗。烛台上的那根尖锐的铁刺，生硬地刺进蜡烛的躯体并固定住它，这是它注定的位置，也是它的刑具。女人一生就是这根烛啊，她血肉模糊地消耗着，流着泪，而且，摇曳的火苗告诉她，从今之后，你不再为自己活着了，你要为别人燃烧。烛油，缓慢地渗到芯子上，缓慢地变成火，发出光，直到油膏缓慢地燃尽，蜡炬成灰。在过去，政权、族权、神权与夫权规箴着女人们，在严格的礼教下，女人要三从四德，要从命、认命、顺命。要艰苦劳作，拉扯孩子。从生育那天起，她变成了母亲。

有了房子，没有女人就不算家，所以俚语将结婚说作“成家”，家，是以婚娶为标志的。而对于家庭，母亲的身体才是家，她是家族小而庄严的容器。母亲的身体是新生命的房子，她为受孕流血，为分娩流血，她的乳汁是血液的转化。我们的古人曾经说过，“母之爱子，无微不至，寒之为衣，饥之为食，提携教诲，至于成人……”当人意识到一代又一代的连续性，看到从祖父祖母、从父母延伸到这里的那条线，就会在显露的和神秘的生命现象中感到血脉的汇合。马丁·布伯发现，“血脉是深植于个人中的养育的力量；我们存在的最深层次是由血脉决定的；我们最内在的思想和意志由它着色”，它也存在于人的精神气质中，成为他人格的基本结构。血脉，“它是通过父母之链，通过他们的本性和命运，通过他们的行为和苦难注入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它是随我们而带入世界的时代的伟大遗产。”是与生俱在的原型要素。

 从某种角度而言，父亲，更接近于物质性，而母亲在后代人的心目中几乎就是精神。父亲以他的名分、地位决定着后代，在家庭中他代表着力量和尊严。农耕生存，父亲以体能决定着经济的来源。父亲和母亲对儿女的要求，弗洛姆有着精彩的概括。母亲对儿女是，“无论怎样，你都不会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生命的祝福”，这是无私的和本能的爱。而父亲却是，“我爱你，因为你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你履行你的职责，因为你同我相像”，这里面隐含着理性的期望，还有他的认可和认同，当然也有对逆反之子的否定，如此，父亲就会随时剥去对他的爱，甚至还有严厉的惩罚。

母亲的爱，还具有导向的魅力。她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者，母爱的庇佑使孩子的天性得到完好的奠基。世界上所有的母亲，即使最贫穷、最愚昧的母亲，社会中最低下的母亲，从妊娠那时起，都会梦想孩子有优于自己的造化，他们能崇德向善，成为非常之人。母亲的为人和做派，会最大分值地决定着孩子的成长，在家里形成氛围，氛围等于家风，家风又与族风相感应。“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民族与国家，它的前途与其说掌握在政治家的手里，不如说是担在母亲的肩上。

唯我家谱，履历备详；

原籍海州，肇氏武昌；

明初来照，相宅河北；

天启开科，崇祯任职；

乡贤名宦，德言事功；

显扬令绪，繁育兴隆；

…………

  这是丁氏家族的辈分排序，每行四字，一行一辈，每代人可以从该行中选取一字。然而它又是歌谣，是家族的诗篇。“在中国，每个人对自己的认同，都来自家族的发源地，一个他们可能已经暌违了好几个世代的地方。”（伊罗生）家谱中的“兆氏武昌”，佐证着伊罗生的论断。漫长的历史，战乱杀伐，生民流离，死活无定，为了延续根脉，前辈们以通俗歌谣的形式，记下这个家族的起源、迁徙和发祥的轨迹，没有纸笔，那就口口相传。为了让后代铭记前辈们的脚印，拒绝遗忘，只是诵读和记忆远远不够，还要把它作为辈分用字，嵌进后人的名字，与他的生命同在。字行之间，形成阶梯，于是，这个名字分担着也分享着岁月；名字启示他们，你是单独的，但不是孤立的，是家族链环中的一个忽略不了的结点和起点，在这个家族内，你同往世的人，同现世的人和来世的人存在永久的联系，并且取得当下的定力。

 家族辈分的歌谣，也是丁氏家族世代母亲的颂歌。黑格尔曾言，在家庭中，女人和男人都失去了各自的身份，爱情和自由一样没有回归到任何一方，它变成了孩子，变成了对财富的占有。是的，从夫妇，到父母，因为生育后代，他们从横向的异姓关系阴阳相交，又形成纵向的生命时间，血脉纵横，生生不息！

五

 在日照涛雒镇，丁肇中的祖居，因为镇政府所在，有幸保存了部分旧宅，增建后基本重现了当年气象。但丁守存的故居，早在20世纪60年代被拆除，片瓦无存。在官庄，丁惟汾的故居，已经修缮并开放，首倡者是我的同学牟广丰，牟宜之先生的小儿子。

 修缮名人故居或者保留遗迹，其工程与修家谱相同。在村西有一处水塘，水塘东边，曾经是丁守存的老宅。当初他营宅造院在此挖土，深坑就变成了池塘。因为村小而且闭塞，发迹后的丁守存，就把官宅建在了涛雒，名为“山房”。我读初中的时候，“山房”正在被拆，尚存的建筑可能是他的祠堂，清水砖墙，陡峭的双坡顶，四边垂脊缓缓下斜又微微翘起，脊上立着成排鸱吻。很快，祠堂倒了，变成了废墟。去世后的丁守存，安葬在下元村后面的林地，向北不远就是他的家乡东石梁。但到后来，墓碑被拉倒，砸碎，墓地的松柏被砍伐；然后，墓室掘开，掘墓者要寻找陪葬的财宝，据说从中找到金镯子、金戒指等物。丁守存当年的墓制什么规模，何等景象，已经不得而知，如今只见平野麦绿，烟岚缥缈。

史学大师唐德刚，也曾回到他的家乡，寻找祖居和祖坟。可是，人间兴废，世事难料，唐德刚伤心地写道：“指点乡农识墓门，烟云遥拜泪沾襟。先茔哪有孤坟迹，祖宅真无片瓦存。”倘若丁守存的“山房”至今保存着，主人作为清代著名军事科学家、湖北督粮道兼按察司、诗人，故居无疑是小镇重要的文化胜迹，它可与丁肇中祖居成为双璧，供游人瞻仰……可惜了！由其宅、其墓之遭遇，不禁使人想到，失序乱世，连土层下的骸骨都难逃劫运。有道是入土为安，入土焉得安宁！在“山房”被毁的时期，多少祠堂、宗庙乃至家谱等等，都被砸烂、烧掉。

  殷鉴在昨，梦魇不远。

  盛世修谱，这是历代家族的殷切期望。

  随着技术文明和商业化的渗透，当人们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时候，也要看到，附着在农耕文化中的家族观念越来越淡了。家谱的编修，除了追怀和呈现，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凝聚族人的心理？“……在我们时代的全球化时刻，语言、母语，方言与家乡之间血脉相通的传统关系已经分崩离析了。对人来说，命运般地派送着人的语言，似乎已经远逝，人……仿佛已变的无家可归。”六七十年前，德国的海德格尔，就看到现代化给他的国家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在葬送着传统，让人和传统分离。失去了淳厚族风和质朴本性后，利欲开始占据了人的灵魂，人变得贪婪、堕落，“我们会很容易看到，耗损无处不在，败坏无处不在”！

六

   故事，再回到明朝天启年。

   看到朝廷开科，丁允元要去应试。

   可是家中实在太穷，凑不上足够的盘缠。

   妻子厉氏说，实在没法儿，去俺家借吧。

   丁允元知道，岳父早就看扁了他这个穷读死书、不事稼穑的女婿。但在这时候，硬着头皮也要借。

见到岳父，丁允元说明来意。岳父眉头皱紧，半晌不语，突然冷颜斥道：“天下能人多的是，别拿着钱打水漂儿啦，回去好好干活，那些个子曰诗云当不了饭吃！”

 丁允元郁郁而归，对妻子实语相告。妻子泪水盈眶，伤心地说：“靠不得，自己的亲爹也靠不得。”

 丁允元说：“亲戚邻居不是凑了些钱吗？带上就是了。”

  妻子说：“都是些零碎钱，怎么能够？”

  丁允元苦笑一下：“放心，就是不够了，要着饭进京！”

  妻子沉默半天，抬头叮嘱道：“考上考不上不当紧，万万不能累垮了。”

   临行前，厉氏起早贪黑，给丁允元烙够了粗面煎饼；没有别的补贴身体，就炒上小半袋黑豆，如果路上熬不住了，抓把黑豆嚼嚼。

   离家上路，丁允元步行走到潍坊地界，双腿早就酸疼。正是薄暮时分，他住不起客店，看见村外有长工睡的牛棚，就去借宿。

 正好王姓主人来到这里，看这年轻人虽然寒碜，但貌相不俗，谈吐文雅。听说是进京赶考，王财主立马好饭招待，然后让他在家中宿住。

次日饭后，王财主把丁允元送到村口，几番热心鼓励，并赠他几两银子。丁允元回身施礼，惜别依依，然后一路北上。

几个月后，丁允元金榜题名。

他忘不了王财主留宿赠银之恩，专程登门拜谢。此后，两家连连走动，数年不辍。

  寒妻厉氏也成了官夫人，回想往事她说了气话，正颜告诉族人：“从今往后，不和厉家结亲！”

故事虽然被演义，而且传说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它给人诸多启示。传统伦理把血缘亲情作为人存在的唯一基础。孟子曰：“爱有差等”“事亲为大”。然而，亲情，不仅仅发生在本族或者亲戚之间，家族之外也会有亲情。血缘承载着亲情，也可能因为亲情使得它向怨恨甚至仇恨转化。家庭集结了所有的欲望，亲密的关系往往狎爱。狎，便是轻佻而不庄重。这使得亲情往往没有尺度和原则，或者亲情不被珍重反而薄情，或者沉湎于亲情、偏袒私情而丧失公义。亲情也会扭曲心灵，放大自私，——唯有亲亲之私，没有普遍之爱。“家庭私恩过重而泛爱众之普感易受阻遏……使人知有家庭而不知有社会国家。”（熊十力）“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究其实质，是把感情固定在血缘中，或者只爱家人不爱他人；或者为了各自利益不思亲情，致使父子抵触，兄弟反目，妯娌相煎，婆媳不和。清官难断家务事，其难就在于亲情纠缠，恩怨交织。

  家谱的编写，以血缘彰显亲情。但是，以古老的家族文化所烘托出来的亲情，早就显出它落后的维度。韦伯曾经尖锐地指出：“……其中的氏族血缘纽带（或拟血缘的凝聚关系），历数千年，一直到近代，恒为一切关系中极具支配性的一道锁链。”家族，国家，家国同构，固化着本族的子孙，面对异姓，因为非我族类而排斥，像土围子一样封闭保守。家，是人际关系的最先场所，正义是非的源头。当家被“族”化后，就容易挡住了亲情向外流溢，难以变成广阔深厚的普遍爱心，往往把亲情凌驾于正义之上。家族文化渗透进生活的细节，甚至影响到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是靠得住的亲人，也就失去了原则和公义，家人也就成了同伙。在外交上往往需要友情，需要同道，那就走出家族拟家族，没有血缘拟血缘，多少案例都证明了韦伯的断语：家族血缘已经成为正直的魔咒！

 日照丁氏家族的丁原仪（化名）和爱人吕鹏（化名），三十多年里节衣缩食，却默默向灾区、向贫困家庭或学生寄钱，他们不露真名，总额多达五十万元。偶然被人发现，政府要宣传表彰，但他们坚辞曰：我们不要名，否则就不这样做了。为躲避采访，他们住到外地儿女家里，但依然捐赠善款。在没有血缘的前提下，济困助弱，自愿付出，不恋声誉，不图回报，这便是慷慨无私之爱。这不是施舍，也不是怜悯，因为接受者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种爱心，超越了家族血缘，纯粹并且纯洁，高尚而且高贵！

丁原仪三代同堂，但庭有立规，慈严相并。家人各省其身，定期总结。他们自己建立基金，年终嘉奖在外受到表彰的家庭成员；而受奖者却又把钱悄然交回，再让老人用于善事。煦煦家风中儿女们勤勉志业，崇德向上，他们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为专家、教授。这正是：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

 现代社会是流动的社会，流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隔膜。不再有群居并永久固定的家族，传统习俗对个人道德约束也在减弱。人们交往共事，避害取利，不再靠、也靠不住以家族、亲缘维系的情感，而是依靠对他人的承诺和对契约的遵守。过程在流动中变成了碎片，人情也被碎片化了。族人们在分散并且不断分散，散布于世界各地，也为编修家谱增加了难度。

  1949年，丁惟汾临行台湾，特别带上七修家谱，成为日照丁氏家族的海外孤本。人可天涯，但不可断根，然而，家谱不幸霉变虫蚀。

 1985年，获诺贝尔奖后的丁肇中首次回乡，父亲丁观海叮嘱他，务必找到一套家谱捎回。丁肇中告诉涛雒的族人，可是族人只找到两套旧谱，其中一套还残缺四册。于是，族人们立即决定通宵抄录，竟然一夜完成。当两套家谱被带到到台湾，海岛上的丁氏族人随即翻印，并向日照回赠了四套。

2012年7月，76岁高龄的丁肇中，携全家又回涛雒探亲祭祖，这是他第四次还乡。在祖居“五宅”里，丁肇中收到当地赠予的八修《日照丁氏家乘》，是由大陆台湾两地族人共同编纂。丁肇中当场翻开，细心寻找着自己和家人，当他看见女儿的名字，立即招呼爱女珍妮：“看，现在女孩也记在家谱上了！”完了，丁肇中双手托谱，动情言道：“非常感谢，它让我知道我的先祖曾经干了什么，让我的家里人知道，我们来自什么地方。”

 ——家谱的意义，就在这里。它告诉同姓同族的人们，人，即使再现代，再新锐，再伟大，也永远脱离不了生理性的原始。原始的也并非就是落后的，落后的也绝非与腐朽同义；而且，许多所谓落后的文化，反而永久而坚固地潜存在生活的深处，或隐或现地影响人的行履。家谱是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以遗产称它时候，并不证明它已经失去活力，它是遗，但又是产，产是产生，产是生发，它会变成宝贵的无价产值。当人走得足够远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停下，回首来路，等着他疲惫的灵魂。家族脉络和那份充满古风的淳朴情感，会短暂地给他以抚慰。寻根问祖，恐怕是人类永远割舍不下的心结。“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圣经》）正是因为人生的漂流和飘忽，家族之家谱，会作为粗壮挺拔耸入云端的老树，成为游子频频寻找、遥遥凝视的乡土地标！

   家谱，在家谱之外；

   家谱，也在家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