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父亲塞给我一个“公家人”常用的皮包，让我和隔壁的“孩”一起去村里的小学去报到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学生生涯会与坟丘产生什么关联。

印象中，那天的阳光特别刺眼。我提着破提包，溜着房后因屋檐多年滴水而成的沙砾小道，如同走向一个未知。

我们村小，邻村也不大，所以两个村的学校是合并招生的。今年这个村招一年级，明年另一个村招一年级，只要不留级，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在一个村上。

这种办法决定了我和那些坟丘的缘份。

与我们同时到达教室的，还有邻村的七八个同龄人。我很轻松的就把他们认了出来，这不能说明我的交际之广，只能说明我活动的范围之小。我用粉笔灰在他们每个人的脸蛋上抹了记号。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内向而想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还是无意间从黑板下边的沟槽里摸到了粉笔灰这种外来物而想探究一下性能，都已经不可考了。

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让我的学习生涯还没开始，就结下了一群冤家。他们就像被夺了军旗得连队一样对我恨之入骨，后来大战数次。二是被老师拧着耳朵请到了办公室。

拧我耳朵的这位老师，我清楚的记得姓李，倒不是因为我记恨他拧我耳朵，而是我们早就相识。我整天在村里闲逛，他也整天在村里闲逛。我闲逛是老人们说的“野蹿”，他闲逛是拿着气枪打麻雀。一定程度上，李老师改变了我们村的风俗习惯。以前，村里人见面打招呼，都是问——吃了吗，也不说吃哪顿，也不说吃什么。但只要这么一问，那就已经表明对对方最大程度的关心和爱护，对方一定是笑脸点头说吃了，即便已经饿了三天。这让我想起儿女的一件趣事。哥哥把妹妹碰疼了，妹妹眼泪汪汪的想哭，在大人一致要求下，哥哥说对不起。妹妹的疼痛尚未减轻没理他，他不依不饶，不高兴的说你怎么不说没关系啊。这充分说明了标准答案的威力，就如同母鸡见了公鸡必须赶紧趴到地上，要不然就是僭越。李老师改变了村民见面打招呼的标准答案，村民见了他的时候，都问——几只啊，李老师也不说自己打了几只，只是笑着说“哎呀”或者是“玩玩”，充分体现了汉语艺术的另一种魅力。

李老师并没有揍我。他问我的学名叫什么，要登记一下。我一下子就懵了，学名是什么啊？村里有人排辈的那个字倒是“学”，也有人叫学明。李老师详细的给我做了解释，并且把起好学名当作开学第一天重要的家庭作业。于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当我提着提包和“孩”一起回家的时候，感觉提包比上午更沉了。

我回到家，把李老师交付的重大任务转告给父母。没想到的是父母早就有了准备，只是没有准备充分，或者说准备的太充分。他们给我准备了两个学名，但是没商量好用哪一个。最后，民主而又聪明的父母让我自己选一个。我实在是记不清，连汉字都没见过几个的自己，到底是怎么选择了名字。

开启学生生涯的我，对初期的学习完全没有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没好到哪里去，我的拼音到现在仍然一塌糊涂，我的字已经成为心底永远的痛。而我之所以会算数，据我母亲讲，是她领着我赶集卖鸡蛋练出来的，当然我父亲坚持是他在被窝里教我数指头数出来的，反正都和学校没关系。

我的学生生涯很快就与坟丘产生了联系。学校为了让我们睡午觉，要求所有人在家吃完午饭到学校里午睡。后来感觉，学校的目的可能不单纯是为了睡午觉，而是把这当作一种修炼，如同《神雕侠侣》中的过儿和姑姑那种。睡午觉让我年纪轻轻就明白了什么叫纳什均衡中的囚徒困境。你是想睡在宽仅25厘米更容易掉下来但是摔得不疼的板凳上，还是想睡在离地70厘米不容易掉下来但摔下来就很疼的桌子上。答案是没得选择，一天一轮。在长期锻炼中，很多同学练出了特殊的本领。比如，有一位同学可以做到睁着眼睛睡觉，以至于另一位同学观察了很久之后，心里仍然感觉不舒服，想去给她把眼睛合上，结果被老师揍了一顿。

当然，因不好好睡觉而被老师揍，概率还是很小的，更多的时候会被送去“热疗”。在学校院子里，有两块放倒的墓碑，其形状不像泰山观日峰那样斜插天际，更像是轮船倾斜，即将没入水中前的定格。请原谅我对这两位或者四位逝者的不敬，但当年的我确实不能将两块墓碑与逝者联系起来，只感觉是“热疗台”。中午不好好睡觉的同学，都被赶到墓碑上，在炎炎烈日之下让脚底穴位接受“按摩”，充分利用了石头热传导快的原理。如果我当时已经看过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肯定可以感觉到一股热流从我的涌泉穴汇入，另一股热流从我的百汇穴汇入，最终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霎时一股清凉沁入心脾。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站在墓碑上，完全不会想到体罚两个字，只是感觉无聊，所以会自己寻找一些乐趣。比如，和跳到你身边、还没学会飞的麻雀谈心。麻雀是从教室屋顶上掉下来的，原因是阳光太毒导致红瓦太烫，红瓦太烫导致他们红瓦下的家园变成了烤笼。于是，他们像被推下悬崖的小鹰一样提前踏入虚空，少部分摇摇晃晃的一跃而起，大部分以优美的滑翔姿态落到了校园里，最终跑到了很多同学的鸟笼里。站在墓碑上，更大的乐趣来自“听棋”。需要说明的是，“听棋”不是像赌博高手那样，听声音而辨色子点数；也不是像棋类高手那样，与数人同时下盲棋，而是听学校的两个老师在办公室下棋。俩人下棋技术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投入程度肯定足够。棋子敲到棋盘上梆梆响，而且经常会为了一颗棋子争执半天。争执激烈了，失败的那方就会到教室里查谁没睡觉，赶到墓碑上接受“热疗”，然后回去接着下。

很难想象，这一幕如果出现在现在，会引致多么大的社会反响。当时的我们，从墓碑上走下来之后的唯一反应，是赶紧喝口水——自己从家里带的、加了糖精的那种，然后该干嘛干嘛去。

不管怎么样，小学生涯我是高兴、放松的。为了玩，除了花钱之外，我感觉我们已经做到了极致。我们踢毽子、拾石子、闯联营、摁电池盖。

我们最常玩的是打“宝”的游戏。“宝”实际就是两条等长等宽的纸条折叠而成、正面有十字交叉的纸片，不知谁给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让我们玩的那么投入。打“宝”的规则很简单，只要把对方的“宝”打得翻个，那它就成你的了。这是一场力量与智慧的比拼。开始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是纸的质量，硬纸和软纸不一样、“宝”厚“宝”薄不一样；后来我们开始注入技术元素，是直上直下的打、是把宝“宝”拍在一边利用风力把对方的“宝”扇翻个，还是充分利用角度、像打水漂一样打得翻过来，小小的“宝”让我们殚精竭虑。后来，开始有计谋的加入。有的人在“宝”中叠入了铁片，企图利用单位密度阻止“宝”的翻转，有人甚至在其中叠入了鸡鸭粪便，意思是即使输给你也让你恶心一下。当然，世上无不透风的墙，更无永远输不了的“宝”。一旦秘密被揭开，引来的必是一番纠缠厮打。但第二天放学后，打“宝”的游戏仍然继续。

现在想来，小时候的游戏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笔财富。锻炼身体自不必说，它还教会我们与别人相处、教会我们识别是非善恶，人生态度也在游戏中慢慢定型。

我们学校院子里原来光秃秃的，一棵树都没有。大家习惯了，没觉得是问题，但一位新校长不这样认为。可能在别的地方呆久了，感觉院子里光秃秃的不好看，就想搞绿化，第一步想种一棵松树。

于是，我们几个长得比较高的男生和校长一起，骑自行车到临近的镇上买了一棵松树。然后用绳子将松树与几辆自行车的后座连接，我们像拖一个大扫把一样把松树拖到了学校。事情到这里还是正常的。我们用从家里拿来的铁锨在地上挖坑，地面比较硬，还不时有石灰渣出现。于是，老师挖一会，学生挖一会，大家为了学校的绿化事业都尽心尽力。终于挖得差不多了，我们班里一位壮壮的男生跳到坑里，一边用铁锨继续整理坑底，一边用手往外扔一些枝枝杈杈。然后，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幕发生了。他一扔出了一根白色的棍状物，掉到了我的脚边，我没看清是什么，凑上头去想认真看一下。虽然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但是人的本能或者是将近10年人生经验的累积，还是让我一眼看出，那是是一根人的腿骨，大腿骨。

我们没有惊叫着四散而逃，那个男生大咧咧的，说还有呢。老师及时制止了他，说别弄了，就这么深吧。于是，那棵松树就种到了不知哪位逝者的坟洞里。

种树种出人骨这件事的余波仍未过去。

一天，校长在班里很艺术地提了一个问题，他问谁愿意帮老师一个忙。天真无邪的我们恨不得跳到桌子上说我要帮老师这个忙。于是老师从全班同学之中选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来帮他的忙。我和那位同学激动的好像瞬间长高了10厘米。老师却没有当时公布要帮什么忙，让我们激动地心情又延续了好长时间。

放学后，校长把我们叫到他的卧室兼办公室，说想让我们晚上陪他一起睡觉。我们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不是因为我们不热爱我们的老师，而是这个任务让我们失去了最珍视的东西——自由。我把满怀的希望寄托到父母身上，希望他们阻止这种行为。但是，回家和父母一说，他们就同意了，而且很爽快的给我准备好被褥。我头一次对父母对我的周到照顾产生了厌烦。

黑黢黢的夜里，我一个人抱着被褥从村西头走到村东头，路过塌了一个洞的坟丘和长在坟洞里的松树到达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却发现我那位同学根本就没去，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油然而生。

少年时期，每到除夕，从上午开始，村里就热闹起来。鞭炮劈里啪啦响个不停。我们知道，这是在给先人上坟，其含义就是阳世的人过年之前，先给已经过世的先人过年，并祈求先人对子孙后代的保佑。但我们村这噼里啪啦之中，至少有一半不是敬献给我们村的先人，而是给了埋在我们村的那片坟丘。

建国后，村内的坟丘大多铲平，盖学校、盖房子，慢慢地就看不到坟丘的影子了。但是坟丘内逝者的后人仍在，他们在年除夕这天，是必须要给他们的先人过年的。于是，每到除夕，我们村里就多出了一半的噼里啪啦之声。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那个因坟丘而起的村庄、那个建于坟丘之上的学校，就如同一堵堵围墙，把我们圈在了里面。不论如何东奔西跑、上蹿下跳，我们终归是那个由坟丘间走出的少年。那个村庄、那个学校，在或不在，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