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子”三个字出现在眼前时，我的心像被戳了一下，顿生莫名感动。

从黄河大坝插入村里的坡道，一直往北就通到那个叫肖家庄的村子，那里是我姥娘家。这种感觉让我奇怪，因为在我记忆里，总共到过姥娘家三次，最近一次是40年前。

那年，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母亲要带我去姥娘家一趟。那时候，姥爷姥娘已经去世多年，舅舅在北镇上班，去了只是与妗子和表弟表妹见见面，看一眼母亲住过的老宅，住姥娘家只是惯常的说法。前几次到姥娘家，更是记忆浅淡。记得，那个叫肖家庄的村子，一条南北街道，位于姥娘家隔位邻东侧。街道大约只有四米宽，两侧房台高起，中间形成一个狭窄的沟底。街道笔直，贯穿起多个村庄，村与村之间没有明确边界，至于是不是能通到南岭子，并不确知。

何以认为南岭子老街直通姥娘家？也许是因为熟悉的黄河大坝，大坝上司空见惯的长坡，还有那条似曾相识的老街。我相信，更重要的是希冀勾连起老家与记忆的一种情愫使然。

村志记载，南岭子老街，始建于洪武二年。

650年前，一群来自洪洞县大槐树的移民，来到这片黄河故道。黄河带着放浪的野性和黄土高坡的泥沙，诞生下这块土地，并在它身上留下交错的沟壑印记，又夺淮河而去。当大山以西的先民们到来的时候，这里仍然“赤地千里”，弥漫着元朝铁骑践踏过的血腥，只有大清河安静娴雅地在这里流淌着。择高而居的法则，让初来乍到的人们，首先抢占这条狭长岭地，开始了定居生活。另一群人，占领了由此往北五六里的另一条岭地，于是有了北岭子、南岭子两个村庄。

下黄河大坝，从南岭子村往北是新打造的十里古街。坝坡西侧，青砖影壁上镶嵌“南岭子”三个大字。东侧，是一座普通民居式建筑——村史馆。和很多村史馆一样，呈现的是村庄断断续续的“线状”历史，它远不能装下南岭子全部的故事。院子里高起一座木制戏台，戏台上，一位83岁的老者正在唱扬琴戏。据称，这位老者是南岭子扬琴戏的第三代传人，他精神矍铄，声音高亢，唱腔颇具专业气韵，却少有游人驻足观看。谚语里“狗叫都带扬琴腔”的村庄，扬琴戏已经失去了当年魅力。所听到的，是它远去的遗韵。相信再不会有人考究，因黄河泛滥，这一带的灾民，手持扬琴，沿街卖唱乞讨的历史。恰是那些凄惶面孔、沉重的脚步，使这个400年历史的戏种在山东一带广泛传播。

老街上，大门楼、木制轩、老门店、古作坊、大茶馆等尽显古韵。古老的织布机前，年逾七旬的老妪，在这里飞梭走线，牵曳着逝去时光里模糊的记忆，唤回了农村的冬夜纺车嗡嗡的旋律。农闲时节，一些暖阳普照，风轻气爽的日子，匠人们走街串巷，选在开阔处，为需要织布的人家牵机、刷机、拴机，即排布梳理出经线、为线上浆、将织布所需一切整上织机，进行调试的过程。眼前的情景，让我仿佛看到，母亲一双小脚交替蹬踏间，机杼声声，昼夜不息。心里泛起的有温情，也有艰辛岁月的酸楚。

一路向北，思绪漂泊在年轻导游的解说里，感受古老的民俗民情。

“往北一直走，是不是可以走到肖家庄？”我问导游。

“走不到，这里往北到北岭子，北岭子正西不远是肖家庄。”导游告诉我。

对姥娘家所在的肖家庄，一直有个念想，希望有一天，独自去往那里，在那个无人相识的村庄，四处游走，寻访曾经的记忆，体悟对那个村庄尚未消散的感情。可是，随团原因，我的脚步不得不停留在南岭子北首，令我生出些许落寞。生活中每个人都一样，脚步总是不能追随意愿自由奔走。

住姥娘家是小时候的向往。大概是因为太淘气，抑或是姊妹排行居中，老人拖大带小，无法顾及中间的缘故，我住姥娘家相对要少。每当母亲带着其他姊妹去姥娘家，哥哥们去上学，家里就仅剩父亲、我还有没进过校门的三哥。少了母亲的家，就少了烟火气。从外面回到家，没了弟弟的喧闹，昏暗的屋里，更显空洞冷清。再看一眼锅盖，时常没有热气，如果有，锅里也是难以下咽的黑面窝头，心里会顿感空虚无着。终于感受到，母亲经常说的“清锅子冷灶”的滋味。

这时，我就跑到父亲面前，扯着衣角，一边摇晃，一边带着哭腔问：“俺娘啥时候回来啊？俺娘啥时候回来啊？”

“跟着你三哥去打鸟去。”父亲应付我，也是交代三哥。

三哥大我8岁，是打鸟的行家。他把五六盘夹子挂在腰间，走起路来哗哗作响，比平时威武许多。他带着我，先来到生产队场院，扒开秫秸垛，找出虫蛀的秫秸，截取带新鲜虫屎的部分，劈开，一条白色的小虫子就会扭动着身躯暴露出来。三哥把捉到的诱饵装进小瓶，揣进怀里，以防虫子冻僵。

记忆里，我们总是在黄河大坝以北活动。初春季节，寒风料峭，我与三哥跋涉在翻耕过的土地里，空身穿的棉袄里很快会生出暖意，变成汗津。

我不明白，空阔寂寥在野外，也看不到太多鸟，三哥布设的夹子却总能夹到鸟。大概是为避免一只鸟被夹住，其他鸟不敢靠近，夹子之间距离都很远。布设夹子，就像电影里埋设地雷，伪装是个技术活，需要把整个夹子用浮土掩盖起来，仅仅将虫子暴露在表面。如果不小心，手触碰到拴虫饵的信儿，把手夹住，便是钻心地疼。有时三哥被夹住手指，解脱后，他先是用力甩手，再把手指放进张大的嘴里，不停“哈——”出声息。不知道那么做能不能止疼，看他眼睛通红，将要浸出泪水的样子，一定非常难受。我并不知道心疼他，只是两手抄进衣袖，呆呆蹲在旁边看着，心里在想：“如果鸟儿看到一定会很高兴吧？”

我怀疑天上的鸟看不到虫子，可是三哥坚信：“鸟的眼很尖。”

夹子布置好，如果发现鸟群，我就跟着三哥往布设夹子的位置驱赶，这种做法，三哥叫作“趁鸟”。如果暂时没有发现鸟的踪迹，就到黄河边，往河里投坷垃，打水漂，或者乱转，打发时间。不一会儿，就会有鸟被扭曲挣扎的虫子吸引，成为我们的猎物。待到收工时，或者三两只，或者五六只，必有收获。那些为食而亡的鸟，很快就成为我碗里的荤腥。

南岭子东侧是七龙河村。小时候，因父母常挂嘴边，对这一带地名大多耳熟能详。当地方言中，岭与龙读音相近，加之有南岭子、北岭子示范效应，我一直以为，七龙河为“七岭河”。中国讳言龙字的历史里，居然出现一个“七龙河”村名，不由令人费解，而且村名还关联着一个猛牛屠龙的故事。相传，七龙河村旁，曾经有一条河，河里生活着七条恶龙，夜夜出来祸害周边民众，弄得民不聊生。村里一户铁匠家，养了一头牛，长得健壮无比，每天都冲进河里，与七条恶龙殊死搏斗，终不能分出胜负。于是，铁匠打制了两把锋利的尖刀，装在牛角上。这一天，牛发疯一样冲进河里，摇摆着巨大的脑袋，七条龙顿时血肉横飞，片片血肉直飞云天，从此七龙河及周边得到了安宁。

查利津县志得知，七龙河，原名匕龙河。洪武初年大迁徙前，这里有一个原住民村庄，因战乱和瘟疫，全村仅剩三户人家。由此，我联想起民间的一个传说：元朝末年，山东民众，不堪蒙元政府残酷统治，约定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用吃月饼的方式，暗传“杀鞑子”消息，统一起义。招致元军对山东采取“拔其地，屠其城”政策，致使山东一带，尸横遍野，血可漂杵，腥臊恶臭弥漫，繁殖出大量红头苍蝇，导致瘟疫再次席卷而来，当地人口几近灭绝。猛牛屠龙的故事，“匕龙”变成“七条龙”虽属误传，但是反映出了当时民怨真实的情形。这无疑是此地乡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流传这样故事的原因。

黄河上游十余里，是我老家左家庄，先民也来自“大槐树”。明朝移民条律规定：“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同宗同姓不能同迁一地。”同到此地的左氏兄弟，只好以前左、后左分居两处立村。刘氏刘佐、刘正兄弟二人，也照此例在两村落户，成为我家始祖。从地处上游的位置来看，我祖上到此地定居时，比往下游继续走的人们抢得了先机。

1933年，一次黄河决口，我的家族史上多了一个“漂里庄儿”的故事，一个小康之家，顿时化作大河之中一片浮木。左家庄重建，分成黄河南北两部，黄河以北前左、后左以外，黄河下游南岸又出现了一个左家庄。出于根脉关系，起初称为上左家庄、下左家庄，如今已经少有人提起它们之间的联系。

爷爷和年幼的父亲，没能在祖上的村庄再次扎根。爷爷挑起担子，一手摇着“货郎鼓”，一手牵着父亲，走街串巷，变成了货郎，过起漂泊的日子。数年后，流落在下左家庄以东的一片荒野，为了一份牵念，称同样漂泊而来的左家庄为“庄儿里”，意为自己曾经的村庄，自己几户人家的聚落，称之“屋子”。有关那些家族历史记忆，曾经被誊抄在称作“轴子”的纸上（家谱）。

乡野之中，文化根系浮浅，在我记忆里，“请轴子”只是一种传说。据说，左家庄刘氏家谱存放在一个长辈家里，“文革”时破“四旧”，这位有心的长者，把下端的画面撕下卷起，扔进了大队部门前的烧火堆，祖上各自名分和传承关系得以保留，那份轴子最终流落哪家已无从知晓。

牵曳着老家的是曾祖的坟茔，坟茔里是来自上左家庄的一抔黄土，父亲和爷爷把“他”从老家“请来”，权当祖上的灵魂，守护着这个尚无根基的家族。曾祖的坟茔，就成了我家一片三角形坟地顶点。记得上中学时填表，父亲告诉我，“籍贯”一栏填写“利津县盐窝公社左家庄”。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左家庄从我的表格里消失，变成了山东省垦利县，老家已经离我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