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来到了泾渭大地，这是三十年前中学岁月的寻根夙愿，这是三千年前祖先起步的血脉约定——我的远祖阮髡于公元前1760年在此建立了商代方国：阮，至“密人不恭，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爱整其旅”（《诗经·大雅·皇矣》）的灭亡之时，有近一千年的忠诚与自立、附属与自强、苦难与自勉。

初冬的西北已经有了寒意，一路上满枝遍野的苹果红、柿子红温暖着我的单薄。我是从泾渭交汇的黄河之口进入的，亲眼目睹两水的清澈与浑浊在此激烈地冲撞与和谐地交融，这不正是华夏文明与历史在趄趔彳亍中的见证么？我在此高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同行的文友与我一起南腔北调，直至最后一个音符。随后的行程，由东南向西北、由渭河向泾水，由当下向远古，由我的凡胎向始祖伏羲和女娲……每一步都精打细算，每一声都小心翼翼，每一问都深思熟虚，生怕踩踏了什么碎片、惊动了什么灵魂、错漏了什么遗存。

我是五天后真正抵达商代阮国所在地甘肃平凉的泾川县，次日清晨，当地的文联副主席、古阮国研究学者魏海峰先生开着越野车拉着我一路狂奔——其速度正合上了我的迫切——穿县城、过乡镇，直至进入一座山岗。对于大西北来说，此山不算大，路却又陡又弯，从魏先生娴熟的驾车技术来看，他多次来此。车行半个多小时，终于在山腰的一处平地上找到了停位，我下车朝南方望去，县城尽收眼底，规划齐整、高楼林总，超出我对一个县级行政的理解，泾河之水在薄薄的雾气中顺城而过，像母乳之育，也像轻纱之秀。

“阮老师，这就是阮国的祭天台！”魏先生朝身旁东边的山尖上一指，“当地都称它盘顶子。”他还向我介绍了国内众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和他的判断——在以祭祀为国之大事的商代，阮国能筑起如此之大、之高并且傍于泾水的祭天台，不正是为商王前来祭天、祀水而准备的么？

我开始兴奋，“上！”

我在前，魏先生在后，已经不需要他的引路了——我在上我们阮国的祭天台嘛！——他只是提醒我注意安全，此时才看到，祭天台四周全是几十丈之深的悬壁沟壑，当下走的仅是由东向上而旋的一条尚能在草丛中辨认的小道。转到几十米的南边，有块空地，却无路可上，还有十余米的梯级陡坡，共有四层，杂草在四处自由生长，隔沟而望的东山是阮氏祖先的葬处——阮陵。我没有带祭品，决定此行不去，我的心作了叩拜。

在祭天台的南壁上，我看到三个深浅不一的坑。在魏先生几近托举下，在一截树根的牵拉下，我上到了又一个平台。再往上，一级一级地寻找攀爬点，几经周折，我总算上到了盘顶子的最高处，那是一个像被刀横切过的平台，有半个足球场大小，令人惊奇的有二：一是长了几近一色的蒿草，走向枯黄中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清香；二是所有的蒿草一般高，我拔了两根，甚至根系也是长短不相上下，它们在成长着自己，也成长着祭天台原本的外形。可以想象，当年无论是殷商王朝、诸候方国祭祀的国社，擂鼓迎社、开怀畅饮，还是平民百姓祭祀的私社，叩盆拊瓶、自得其东，其人潮之涌，其场景之壮，合仄了遗风到唐宋照旧的景观：“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韩愈《南溪始泛三首》）。站在平台上我怀顾四周，切实体味到“一览众山小”，可以说在阮国、在泾川，这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我沿着祭天台的边沿默默地走了一圈，思绪忽而从商代往下，急而从阮祖推后，甚至跑到黄河的发源地……零零散散，没有章法。魏先生也少了介绍，任我行走与独思。

“下去吧？！”我在对魏先生说，也是对自己说，还可能是对祭天台说，对远逝的商代和阮国说。

我正要往下走时，突然右腿被什么深深地扎了一下，并扯着裤子拉着不便再走，低一看是埋在蒿草中一株野枣的树刺扎进了我的衣服、扎进我的皮肉。我几近跪势，小心地顺着刺扎的反向轻轻地拨出它，它的长度和粗壮并非一般，与它的低矮不相衬，其实它在祭天台上本身就有了高度。卷起裤腿，一颗血珠已挂在汗毛上，我用手将它剐起，猛地用力甩出，它在晨光里飞落在盘顶子的中央。尽管我从军二十三年，不敢谓之“我以我血荐轩辕”，但此时的这一颗血，实实在在地落在商代的祭天之台，落在了阮国祖先的崇拜之地。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么？我不迷信，多少相信一点感应，哪怕有了三千多年。放下裤腿，我看到腿尖前躺着一块灰白色陶片。

我慌忙拾起它，放在掌心，正好盖上，惊喜地问：“魏老师，你看，它是我们阮国的么？”

魏先生接过一看，肯定地说：“是的！祭天台四周有很多阮国的陶片，你再找找，还有。这块是布纹的。”

果然，在这块布纹陶片的左边一尺不到的地方，有了一块鸡蛋大小的三角形青色绳纹陶片。

能不能设想：这两块祖先使用过的陶器遗存，是在向我证明什么，或是在向我指示什么？我的愚钝，一时不得其解。

我将它们揣在怀里，用体温去亲近它们。同时，决定将之赠送给刚刚列入第八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安徽枞阳“阮鹗石刻群”上正在兴建的“阮家享堂”。我将它从黄河之滨带到长江北岸，岂不也是我那有谱可查的一世祖阮枞江受命从长安到枞阳断腰山来剿匪建立功勋的行迹么？他被当朝授予“镇江南大将军”，高大的石碑至今依然矗立在他的生根之地——了凵山。“了凵”，为后造意会字，读“藕”音，改断腰山为了凵山，既是意为“山上土匪没有了”，更是对一代功臣的怀念……此脉阮氏之后名人倍出：宋代乡试头名解元阮晋卿、明朝抗倭儒将阮鹗，光大戏剧昆腔阮自华、著名剧作家诗人阮大铖、当代法学权威阮齐林……还有依然在使用的“传家有本 、志学宜鸿 、德承先世、名啓嗣宗 ”瓜瓞绵绵的字辈……他们一定不会令这两块陶片失望。

原路返回至开始上盘顶子平台时，魏先生告诉我这里曾经出土过一处婴儿的罐葬。其实在拾起陶片之时，我便联想到三天前所到的天水秦安五营乡邵店村的大地湾遗址，可是对远古来说它是路程遥远的渭河之域，可是它考证将华夏文明可能推至八千年之宏大，作为阮国后人我是不是在傍古？然而，大地湾遗址博物馆里同样有这么一个罐葬，还有出土的陶、石、玉、骨、角、牙、蚌器等在内的各类文物，清理出的众多房屋遗址、灶址灰坑和窖穴，同样在阮国都有着存在器物和遗留的半地穴的民居、共居的寮。大地湾诸多三足罐，与泾川博物馆中商代铜鬲器形完全一致。这只鬲，引起我的格外关注，腹内有一图案：“亚”字形框内有一麋鹿，鹿右侧有手执矢首杆状物，鹿下有几案——既写照了先祖生存生活方式，又对商代祭祀文明有着不可抗拒的敬仰，然而它与我“阮”氏族徽图腾超级类同——它是属于阮国的或者出自阮氏工匠之手。我准备将之篆刻为印，拓在书上、拓在心中。

在得悉当地有一史姓医生收藏有阮国的器物时，次日，我再次租车前往盘顶子山脚下，亲见并一一触摸了一把石刀、三把石斧和一只大型陶罐，进一步让我有理由推测：商代阮国与仰韶文化甚至更远久的历史有着不可割裂的关联。

文明是从来有着续接的，华夏更是如此。

泾渭分明的是水体，融合的才是人文。黄河做到了，长江也不逊色。人类和中华民族都需要这种分明与融合。

下了盘顶子，便是阮国都城共池所在地。史书上片言记载，唐时为水泉寺，此与后来发掘出世珍藏释迦摩尼舍利子最多的大云寺相临，故此村至今称为水泉寺村。据当地百岁老人回忆，寺改城关中学时，两眼泉水终年环绕不息，当年为堵二泉建屋，费去几十吨水泥石子，其操场几乎是由各个年代的巨大石碑铺垫而成。我站立在上边，没有听到学子的书声朗朗，学校已经因为生源不接而移至它校续办，却听到了“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如今是民兵训练基地。我在想，密须国入侵阮国之时，要是有一支军队哪怕是民兵，也不至于攻入都城共池呀？我的远祖阮谊诸侯国防意识实在有些淡薄，但在方国兼并而亡后，他的子民全体誓约改国姓为家姓——阮氏流长！

见一少妇挑着两只铁桶来担水，方知附近有一口井。时下全国大旱，西北情况更令人堪忧，可她仅以扁担为绳便吊起一桶水，可见井水丰盈。我说我是阮氏后人，请求喝一口与祖共饮的泉水，她点头笑着看我如何去喝？我很想牛饮，但还是双手捧起，喝进嘴里，比市场上任何纯净水、矿泉水都要甘、都要洌，还有一种温度。

离开水泉寺村，我回头遥望盘顶子，那个角度轻易地让我联想到：它像一根硕大的阳具。顶天立地千年、雄风万丈千年！更为奇特的是，隔城而对的回山却是王母宫。

我上了王母宫！阮国共池原著民、泾川民间文化名人王秀成老人热情作伴。他告诉我，关于西王母众说不一，有真人说，也有神话说，但西王母不能指某一人，她是华夏西部游牧(羌、戎)母系氏族的统称或其女首领的专称。此山为回山，其中有一说：得名于一任姓杨名回的西王母，甚至当地也有人误以此处为她的降生地，其实应该是降临地更为准确。《汉武帝内传》记载有杨回：“视之年可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其之美、其之神，跃然纸上。故后人在此建庙宇、修瑶池、琢石窟、树德碑，为纪念、是继承。并且关于她与周穆王的传说，版本各异，但一个情字贯穿其中：穆王十三年西巡，择甲子吉日，并带上了白色的圭、黑色的璧、一百匹锦缎、三百匹白绸见了西王母。她视他为最尊贵的客人，他设宴于瑶池，一度双双沉浸于欢愉，忽儿刻石纪功，忽儿植树留念，缠缠绵绵，卿卿我我。不料，偃王叛乱，他不得不御驾东征。告别宴会上，唱和之诗互表衷肠——西王母唱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和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惜别与期望、承诺与担当，在不同民族的王者之间传递。西王母随之高吟：“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乌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她回到了女人、回到了真情，那种换位思考的心疼、那种坚信爱情的笃定，与日月之辉同色、若山川之形恒久。

爱情与历史有错位，我宁愿相信爱情。

“王母祠前花正放，定应添得晓妆浓。”（清·谢闫祚《宫山晓钟》），我将在回山所拍的照片编辑微信发至朋友圈，写文道：谒拜西王母——华夏之母、部落英雄、氏族首领、民族使者。

随后，我想的更多的不是杨回，但西王母和她的氏族长久地生活在泾渭之西、阮国之邻，从某种意义上讲，阮国是殷商王朝的边疆。犬戎与汉人，他们的生存与他们的生活以及精神层面的割裂，必然倒致更多的血腥与冲突。我的面积不广的阮国、我的并非强大的祖先，既要替王守防，又要自给自足，还要迎灾避难……他们的苦难，还要长年经久地化为“父丁”觚、“母乙”爵等诸多青铜器的精美、图腾玉鸟的精致，进贡商王饮美酒、祭天地……回山在诉说、泾河在歌唱。

在一个傍晚，我独自一人来到泾河边，水面不宽，水流不急，它依然浑浊，但不是泥砂俱下，我伸手捞了一把，指上有些微凉，却是干净，也没有多少土腥。我逆流而上，忽而临水、忽而沿堤。两岸的灯光，除了行政行为的在一个点上齐亮，其它多为普通市民入屋的照明，一点又一点，绘成了亮场。大约走了两里多地，我意外地发现一株桑树，幸好叶子基本没有落，否则我会认不出的。举目四望，巧的是，这株桑正在回山之北、县城之南。可不可以想象，这就是阮国与犬戎之间的一片桑林——养蚕织布已是商朝上下的工业主体之一，种桑成为一种必须。“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孟子《寡人之于国也》 ）而商朝的都城里就有一处神秘的桑林，这里不仅是采桑养蚕主角为女性的劳作场所，也是青年男女寻觅情侣、野合繁衍的圣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诗经·国风·郑风·野有蔓草》），正是这种民俗的写照，正是这种情事的礼赞。我辈岂能如此？岂敢如此？不知道是退化了，还是进步了，起码那种人性的天然狂欢是不可得了。

下雨了，没有风，雨丝细直细直的，仿佛天女要为我织一件裳似的，其实我不需要。我希望它更大些，哪怕淋湿我的躯体，阮国大地上的万物生灵急需滋润。

泾渭之行进入尾声，我得去拜访拜访阮氏宗亲。

令我几近失望的是：泾川全县境内至今没有一户阮姓。多方打听，得知六十里开外的庆阳市尚有。足见亡国之时，诸候方国生灵涂炭的灭顶之难、阮姓之人背井离乡的绝望之情，也难怪最后一任诸候阮肥子痛定思痛之后下令子孙：五百年不得入朝为政，一直到春秋时代阮氏才再次走向国运、走向中央。几天来感冒恶咳的文联主席樊晓敏先生决定带病陪我前往，车子沿着泾河一直往东。中餐在路边吃到了地道的羊肉泡馍。先进的导航在午后顺利而准确地将我们指引到宁县集村镇樊浩村二组，事先有电话联系的阮立社宗亲骑着电瓶车在路口的等候迎接。

亲宗之家，干净整洁，四合院内一棵柿子满树挂果，红通通地介绍着家境的殷实，忙前忙后的女主人拿水果、倒茶水，满脸的喜庆。我直奔主题，从宗亲口中，得知他们这一支是在唐朝回迁到泾渭的。我的一世祖阮枞江不也是受命唐朝之命奔赴皖江剿匪的么？难道我们是一脉相承？可惜亲宗提供的一本乾隆年间大谱破烂得实在无法正常阅读。此村共有阮姓户头16家，与全国农村差不多，青壮年多在外打工，种地守舍者基本是六十左右的老人。

我祝愿极可能与我是同一基因谱系的宗亲们幸福安康！

还是行程的使然，我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与交流，可能令宗亲失望，但我留下了地址和电话，我们从此有了联系。离别之际，雨下了起来，一颗一颗的，有大的气象，阮立社宗亲和他的夫人将我们送出屋、送出院、送到公路上，车行到拐弯处，我还看到他们站在原地说着什么。

回程中，樊主席给我夹送一些“私货”，车拐到了他的老家泾明乡的庄头村及其附近，在这里他一边咳嗽一边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解着历史与当下，他陪我下到七八米的壕沟里去走了一段又一段的古丝绸之路，我由此及彼地想到泾渭大地上商贸史的繁荣和情感史的丰富，乱草上雨水打湿的裤腿有着切肤的凉……最后一站是甘肃境内第一个有人化石的遗址——牛角沟。在这里我目睹了距今约3至5万年的“泾川人”头盖骨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他（她）的人种特征“与蒙古人种相符”，他（她）是一位智人，他（她）是一位青年。我敬重他（她），不仅仅是时间的存在、文物的呈现——她若是女性，可不可以假说她是早期的西王母？他若是男性，可不可以假说他与阮国有着某种血缘关系？

时间是个好东西，可以顺流而下，也逆流溯源。由此，我沿着阮国往前思考了很远很远，有远古西夏时候的阮季封，有上古五帝时代的阮咎繇，有上古三皇时期阮瑜伯，直至阮姓血缘始祖偃皋陶……

泾渭大地，真实而神奇，很多关于人的问题，在此似乎都能寻找到答案。从此归来，我底气十足！

吾阮，壮哉！吾国，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