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女散文家沙龙走进温哥华

访问华人作家程宗慧、杨柳、梁丽芳，了解加华华文文学发展情况，关注——

“原乡”书写与文学交流

  当地时间5月14日上午，第44期山东女散文沙龙活动在加拿大温哥华Surrey（宿里）市成功举办。沙龙邀请华裔作家程宗慧、杨柳与来自中国山东的作家王川等就住加华人作家的写作现状、社会关注、创作成就等问题进行探讨。活动由山东女散文家沙龙秘书长刘东妮主持。

山东女散文家沙龙秘书长刘东妮女士

刘东妮对程宗慧、杨柳两位作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向她们详细介绍了作为山东省散文学会分支机构的山东女散文家沙龙的创办、发展以及近期走进贵州、四川等地采风，与当地作家联谊、互动的情况。她说，此次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活动，是山东女散文家沙龙首次走出国门与海外华人作家进行文化与创作交流，感到特别激动，与两位老师一起探讨相关话题，非常难得，既是一种缘分，也是一件幸事，期望能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

在彼此介绍环节，程宗慧女士得知我们来自山东，立即说：“我就是山东的媳妇，先生是淄博人。”得知来自国内的作家王传华先生已83岁高龄时，她开心地说：“我们已有几‘同’了？同国、同行、同爱好、同年龄，有‘三同’，就该是好朋友了，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一定有共同语言。”话音甫落，笑声、掌声响起。

程宗慧、杨柳表示，今天有来自祖国大陆的对加拿大华人作家创作的关注，令她们感到欣慰，远渡重洋，共话写作，是一件开心的事，感谢这次会面。程宗慧、杨柳是加拿大大华笔会的核心成员，她们介绍，加拿大大华笔会成立于2005年，已有18年历史，从最初的14位会员发展到目前的150余位，成员遍布世界各地华语界，其中不乏学者、教授和、知名作家和诗人。2016年，大华笔会被中国世界华文文学联盟接纳为团体会员，已出版由著名作家林楠等创办的笔会文学副刊《作家文苑》500多期、《文苑诗坛》近百期，另有冯玉主编的《菲沙文萃》系列刊发于温哥华著名纸媒《高度》周刊，20多人出版了自己的文集。这次活动，杨柳女士赠送了她的自选集《柳风絮语》；程宗慧女士的文集《枫园寄韵》也即将付梓印刷。著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家陈公仲教授，笔会顾问、著名作家、评论家陈瑞琳，著名散文家刘荒田均说过：“加华笔会早已家喻户晓。”

为此次会见，两位作家专门带来了加拿大大华笔会的第一本作品合集《枫笺集》相赠。作为副主编和编委，她们希望通过这本合集，让山东女散文家沙龙的朋友们了解加拿大华人作家的生活与写作状况。笔者了解到，该书由北美科发出版集团出版，收入了103位会员作家的作品，体裁包含小说、散文、诗歌等，计500余页、近100万字。程宗慧还介绍说，此书在山东省潍坊市印刷，是她儿子公司的员工于3天前刚刚从国内带到加拿大。“我们会员在当地的亲友来加时也会分批带来一些，很不容易，分量很重的。”书的《后记》下面，笔者还看到一份附录：《加华笔会2020年助力武汉捐款爱心人士名单》，计30人，令人感受到华人作家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分量同样很重。程宗慧特别强调，笔会的活动与出版原则是“非政治、非牟利、非宗教”，出版费用来自会员出资和少部分资助。文集顾问、著名作家痖弦在寄语中写道：“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全球各地的华文文坛加在一起，在一家亲、一盘棋的理念下，我们就有足够的条件为世界华文文学描绘一个新的蓝图，集纳百川，融合万汇。把华文文坛建设成世界最大的文坛，谁曰不宜？”可以想见，这种底气与胸襟来自对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自信和期许。

借助此次山东女子散文家沙龙活动，王川陈述了交流的内容和主题，他说：住加拿大华人作家的写作可以说与移民史同步发生，历时几代人，其中一个核心内容或理念就是“原乡”。原乡在哪里，是什么，每代人或许都有不同的书写或理解。在今天看来，它更多是一个心理概念而不全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它对海外华人作家而言，永远是一个精神性命题，因此呈现了更多更丰富的叙说内容，已经不能仅仅用“一颗中国心”来囊括，但不可否认，血脉中的“中国心”又如影随形，潜移默化，不可取代，这里面包括了身份的确认、价值的判定、视域的界分、异质文化的冲撞，乃至文学理想的追寻等等，复杂且难以梳理。那么，加籍华人作家的写作现状如何，华人作家的关注视野和写作状态究竟呈现出哪些主要特征？作为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如何理解、看待与评判海外华人写作的独特现象和地位，希望通过此次交流，能有一些局部的厘清。

交流在轻松、随意的氛围中进行。“我出生在四川宜宾市的长宁县，我的家乡很美，是五粮液的产地，有著名的竹海。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教书。我一直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一辈子教书，因为亲人多数在常州，后来调到常州落户。”现年80岁、身体硬朗的程宗慧女士曾为常州工学院副教授，从事文学教学并在那里退休。她说，因为孩子在美国西雅图的微软公司工作，2003年，她来到加拿大，已整整20年了，期间也经常回国，因为疫情，近几年没有回去。她深受上过私塾的母亲的影响，热爱文学，初衷不改，来加拿大定居后坚持创作，写作了很多散文、诗歌、古体诗词，并积极参加当地华人文学社团活动，创办了一批专栏，“与文友们一道传播中华文化，自己也得到一些提升。”她说，她先后在《大华商报》《环球华报》等知名华文报刊办刊、当编辑。期间，发现大温地区的华人、尤其老年群体有不少诗词写作爱好者没地方发表作品，于是创办的“枫华夕拾”专刊，一年多时间，发表诗词歌赋和其他作品300余篇，很受瞩目。随之，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应运而生。作为创会副会长，她参与创办了《菲沙流觞》会刊，直至今日也影响很大，颇得欢迎。作为老会长之一，她一直关注加拿大大华笔会的发展与壮大，“现在也‘退休’了，被聘为荣誉副会长。但喜欢参加笔会的活动，爱热闹。他们叫我‘老干部’。”程宗慧女士幽默地说。“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有以杨柳为代表的副会长、理事们担纲，笔会的工作会越来越出色。”她引用刘禹锡的诗句，表达对大华笔会美好前景的期望。

王川说，海外华文创作一直以来备受国内关注，20多年前，自己在读研期间曾跟随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专门学习过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研究的相关课程，并阅读了一些文本，有研究诗人果风、小说家黎锦扬的论文《漂泊的中国诗心》《永远的“归根”之旅》收入黄先生主编的《美华华文文学论》一书。“原乡”作为家国情怀的书写内容与对象，大量存在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中，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故土与游子的精神链接是一条永远扯不断的血脉，布散在不同的历史时空，汩汩流淌、生生不息。今天，我们仍能看到，这条血脉所滋养的文学沃土上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作为其中的一员，杨柳女士的创作也备受关注。此前，我阅读过您的几篇作品，刘荒田先生在评论《杨柳絮语》时写道：‘作者的生途和心路是新移民落地生根历程的标本。’您上海长大、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出国时才30岁，‘舍弃熟悉的安稳环境，沉入异乡的底层’，用自己的笔书写记录了这一艰辛历程和人间百味，读之令人心动，在华文文学创作中也颇具代表性。”他提议，请杨柳女士谈谈创作心得和华人作家的创作状况。

杨柳 女士

杨柳说：“这是刘荒田先生对我的鼓励，他是大华笔会的顾问，现居旧金山，74岁高龄仍每次都参加笔会的云端会议，给予支持和鼓励。”她介绍，目前，加华文学正在蓬勃兴起，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特别多，女作家占大多数。比较大的作家组织是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和加拿大大华笔会，其中有著名学者、作家叶嘉莹、梁丽芳、陈浩泉、刘荒田、林楠等。“华人作家大部分都是业余创作，几乎没有职业作家，这种状态也许更标明了文学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忙碌之余，也要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情。比如你们的老乡，也是我们的副会长——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执行会长韩长福，除了工作，既写作小说、散文、戏剧，还出演舞台剧，非常活跃，所营造的氛围带动了很多人。我也是有全职工作的，写作基本都在晚上或周末进行，完全出于热爱。”

因为在社区工作，杨柳接触了当地更多的社会现实，体验到了更复杂的人生况味。社区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帮助不良青少年申请政府福利，其中也包括华人子弟。有一位华人青年染上不良嗜好，来社区寻求帮助，在准备进戒毒所、开启新人生的前一天，因摄入过量毒品而失去了29岁的生命，作为见证者，心痛的杨柳把这个悲凉的故事写进了《母亲的眼泪》一文。杨柳施救的人中也有华裔老年人。一位89岁的老人因为赌博，孩子不管，无家可归，住在马路上7年。杨柳数次为他寻找住地，联系各种安置机构。她认为要关注这些人，体现人道主义关怀，而华人群体中的这类人特别触动她的心扉。“写作中涉及到很多人的隐私，虽来自现实，但加入了很多文学修饰。”她创作的这类作品，有些被翻译成英文，因为当地主流社会对此类社会问题也很关注。说到华文作品的翻译，杨柳说，翻译是再创作，对汉语和英语水平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更难，“有人问到我有没有用英文写作，我觉得我的英文没那么好。不过，现在很多华人作家尝试用英语来写。”

程宗慧女士认为杨柳的作品很接地气，题材丰富、独特，在当地华人作家中很少见，这与她的经历有关。杨柳说，她的一部分作品写“故乡情怀”，一部分写“异国旅行”，一部分写她的“美术人生”，还有一部分“中英小诗”。交谈中了解到，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她，青少年时代学习过绘画与雕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市文联工作，早年还跟随伯父拜访过苏金伞、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受环境熏陶，喜欢上了文学。后出国谋生，照顾孩子，学习英语，就没怎么动笔。“2018年开始，就比较勤奋地写作了。”值得一提的是，她曾作为来自上海的老艺术家程树人的助手，参与过温哥华唐人街巨型壁画“欢腾的华埠春节”的创作，并把这段富有创造性的学习过程写进了一篇动人的散文作品《老人与墙》，让人体味到为唐人街创作过系列壁画的老艺术家生命漂泊中澎湃、鼓荡的“中国情”。

除了写作，杨柳还负责编辑网刊《加华文苑》，每月15号出刊；为《高度》杂志编辑“菲沙文萃”专栏，“都是华人作家的华文写作，内容多体现中国元素和移民生活。”据她介绍，华人在海外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写作才可能进行。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移民尤其新移民，不可能迅速本土化，他们的创作也很难呈现出多元文化色彩，这就造成边缘化的华文写作离主流社会距离很远，基本属于“自娱自乐”，写了作品，通过大家掌握的媒介进行交流，也算是一种远离故土“抱团取暖”的方式。但也有不少华人作家主动关注和融入本土生存，努力实现身份趋同，使创作内容与本土拉近，既不丢失中国文化，也让作品更加丰富多元，这样的写作充满活力，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加拿大华人众多，创作群体庞大，随着创作成果的不断涌现，加华华文文学必将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力量和组成部分，同样也一定是加拿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谈到女性写作和“原乡”话题，杨柳说：“为什么女性写作者多？因为她们多半是新移民，出于对新的生存状况的敏感，有很多话需要倾诉，疗伤啊，治愈啊，写写生活小事、情感生活，风花雪月较多。很多女性在这里带孩子，先生不在身边，接触环境有限，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只能以身边生活和往昔回忆为书写内容，没有很强的使命感，但不迎合，关注内心，她们的写作者多属于自发性的，写作训练不多，水准和高度不够，有意识地关注当下、介入生活、又不丢弃精神源头的写作较少。而出生在这里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几乎不懂汉语，更难以读懂长辈们写的书；长辈呢，都鼓励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于是，他们失去了作为母语的汉语，依附在母语上的文化背景也已渐渐退出了他们的人生舞台，‘原乡’的记忆慢慢消失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这类抉择发生在几乎所有新移民或老移民家庭之中，也能折射出很多华人家庭遭遇的生活与精神困境，里面蕴含的东西复杂而深厚，足以引发更深刻的思考和探究，从而使‘原乡’的写作呈现出多维探索的可能性。‘原乡’不止于回望，也深潜于更隐秘的层面中，它是与移民部落共生、并行的。我们很期望有加拿大华人作家以更深邃、更开阔的视野写出有重大突破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她说，像写出《喜福会》这样有国际影响力作品的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也已年迈，与之比肩者很少，即使是英语写作，也后继乏人。她认为，对于华人或华裔作家，以母语、英语或双语写作，区别在于传播领域、方式和接受视野，“我们关注的或许更是其内容涉及到了什么，在其的写作内容与策略中，‘原乡’占据多少内容、处于什么位置，毕竟，我们的故土在中国，我们的‘精神原乡’同样是中国。当然，我们同样期待华人作家介入加拿大现实生活，他们的写作姿态即使是‘加拿大式’的，情感深处也不会失去中国基因。”

程宗慧 女士

程宗慧女士介绍，目前也有第二代华人中的英语写作者，在《纽约客》这类大刊上发表作品，内容即使涉及中国，也多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60后、70后的海外华文作家越来越少，“原乡”内容也越来越少，土生土长的华裔对“家园故土”陌生、疏离，对上一代的写作不了解、不理解，生活、教育环境完全不同，可以说，他们的“母语”已经是英语或法语了，勉强能说点汉语而已。“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上作了很多努力，但即使在自己的后代身上也收效甚微。这是个问题。”她说，这代人如果写作，故土、乡愁、移民等内容也许会转换为其他形式存续，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其内容与形式应该会越来越丰富。

关于文学交流，两位作家说，大陆有很多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加拿大很少见到，对国内创作情况不了解。国内较少发表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属于非主流，所以，希望出版机构和学界多多关注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也希望加华笔会的作家们创作的作品能进入国内读者的视野。“曾经，海外华文写作中的很多名家，在国内影响很大，比如洛夫。他1996年才旅居温哥华，严格讲他的创作属于主流华语圈，所具备的优势是新移民作家无法比拟的。”程宗慧女士说，洛夫先生在国际文坛影响力巨大，国内建有衡阳洛夫文学馆，办有“洛夫国际诗歌节”，他同样是我们海外华文作家的榜样。王传华先生说，洛夫曾携夫人到过济南，为自己题过字，他们一起聚餐，探讨诗歌。国内几十年前就出版过他的作品，他是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精髓，又中西合璧，深具现代性，达到了很高艺术成就的“诗魔”。王先生认为，任何写作，不分区域、不分种族、不分国内与海外，均应强调突出个性、人的价值与尊严，有人文关怀，并在不断的突围中找到自己的发生领域，而非执着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琐屑记录或者跟风、趋同于某类潮流与题材。程宗慧女士指出，文学批评也应做到客观与公正，不应站在文学之外的某类立场曲解、误读作品，比如对“原乡”写作呈现的复杂性，不宜采取简单、粗暴的、一言以蔽之式的价值判断，因为生命的体验不是单向度的，文学之所以打动人，是源自作家心灵深处的真切体验、真诚表达，是他的爱与痛等复杂情感表述带给读者的感动、思考与领悟。

最后的话题又回到“山东”。程宗慧说：“我有亲人在济南，去过很多次。还曾到山东大学交流过，拜访过高兰先生。”因为先生是山东人，所以他们都是加拿大山东同乡会永久会员，多次参加山东同乡会组织的活动，健身、旅游、观光等等，“山东同乡会的年刊，办得很好，每年都向我约稿。我写的《献给母亲的爱》刚在山东同乡会年刊发表，巧得很，今天是母亲节。”她说，近来淄博烧烤很火，真想去感受一下。杨柳说，自己的舅公曾在山东滕州参加过抗战，希望有机会过去，搜集舅公的相关资料。

刘东妮秘书长作最后总结，她说：通过今天的畅谈与沟通，我们对加拿大大华笔会与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今后，山东女散文家沙龙将和加拿大大华笔会强化互通，增进交流，分享成果，在彼此的瞩望中同频共振，怀揣中国心，传递中国情。相信“原乡”并未走远，她永远会伫立在那里，扎根在我们灵魂深处。

作为沙龙活动的持续与延伸，当地时间5月20日下午，我们乘Sky train（天车）从宿里市抵达本那比市的Patterson Station站，拜访梁丽芳教授。按照梁教授事先提供的地址，手机导航到她的住所步行只需六七分钟。考虑到她已是年迈高龄，我们在电话中表示直接前往。她却执意要到天车站接我们，并告知她所穿着的服装颜色，嘱咐我们要走的路径。我们只好从已进入的小区折返车站。隔着马路，一眼就认出了她。

梁丽芳教授

梁教授像见了亲人一样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握手，笑声爽朗，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温和、欢快。她瘦削而敏捷，步履轻健，精神矍铄，让人难以相信其真实年龄。“我的生活很简单，读书，睡觉。”她开玩笑说。在密集的交流中，她表现出毫无芥蒂的真率与坦诚，倾听与思索时的深邃眼神会在认同的瞬间流溢出明澈的光彩，随即笑语连连，宛如一位小女生。

梁丽芳教授所在的小区花木扶疏，林荫密布，门口的喷泉哗然有声，流光溢彩。站在九层的阳台上可以望到远处的大海。她告诉我们，因搬来此处不久，很多东西尚未收拾停当。的确，书房和会客厅的书架、桌子、沙发、茶几上到处都是书，有中文版的，更多是英文版的。她说，为了了解国内文学创作和研究状况，每次回国，都要买很多书邮寄回来。现在退休了，搬家前捐出了大部分，还有一些分放在朋友家里。虽然室内略嫌杂乱，但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是时间与学养沉淀下来的丰厚。

梁教授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坐在沙发上，我们开始了两个半小时的交谈。刘东妮秘书长向梁丽芳教授详细介绍了山东女散文家沙龙的情况，她说，作为女散文家交流互动的文化平台，我们每月组织一次活动，邀请省内外的文化名人与作家举办讲座，“这次到温哥华，我们很渴望来拜访您，能与您见面，我们感到十分荣幸。您是拥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多年来致力于加拿大华人移民史和中加文学交流史研究，著述颇丰，我们此次前来，也是想就中加文学交流与海外华人写作等相关问题向您讨教。”

因为梁丽芳教授是叶嘉莹先生的学生，话题就从叶嘉莹先生开始。王川说：去年国内放映了一部叶先生的纪录片《掬月在手》，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她的生平事迹和对中国文学发展与研究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您了解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吗，与叶先生是否经常联系？

梁丽芳说：“知道呀，有一个团队专门来温哥华拍摄的，采访到我。我经常问候叶先生，与她保持着密切联系，她现在天津，今年是她诞辰日100周年，也许会有机会回国看望她。1972年，我在UBC大学跟随叶嘉莹先生读书，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她也开五四文学这门课，我也修了。2019年9月，我回国拜见了她。因为疫情，此后再没见过面。先生影响力巨大，在国内学界更是‘泰斗’一般的存在，她也是百年历史与时代风云的见证者，同时也是矢志不渝、终身奋斗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传播者。作为她的学生，又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有义务和责任传承先生的垂范与教诲，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尽心尽力多做些事情。”

梁丽芳说，上世纪70年代，海外汉学界就对国内的社会与文化发展非常关注，当时的汉学家对“革命”有一种向往，一直在海外介绍中国，写了很多作品。1976年，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曾组织了一个18人的青少年团去中国旅行，到国内参观了两个多月，“我是其中一员，到过一些地方，参观过红旗渠、人民公社等，算是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当年二十几岁的她对国内文学的发展就产生了浓厚兴趣，在UBC大学读书期间，她常去一家华人书店——华安书店浏览、购买书籍，“里面挂着很多户县农民画、横幅、标语，很有国内七十年代的氛围。有段时间，突然出现了很多国内杂志，其中就有已复刊的《人民文学》，也能看到《文艺报》了，明显感觉到某种时代的过渡。我感到新奇，就在书店定了二三十种文学杂志，带回去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感到，国内一个文学复兴的年代到来了。那时的文学期刊真多，有些杂志现在已经没有了，比如《新港》《丑小鸭》等。”

梁丽芳教授谈起往事，记忆犹新，她说，1986年，她被邀请回国，与几座城市的作家举办了数场座谈会。很多国内作家对她表达了赴加交流的愿望，但苦于没有邀请机构，于是，她产生了成立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的想法。1987年，协会成立，此后，国内与加拿大华裔作家的交流增多。1991年，她带学生去黑龙江大学访问，后在北京见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两人谈到正在热映的、改编自刘恒小说《伏羲伏羲》的电影《菊豆》，就决定邀请刘恒来到加拿大访问。“他是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第一个邀请来加的中国作家，一同前来的还有我熟悉女作家陆星儿。期间，放映刘恒的电影，观众爆满，反响很大。刘恒的演讲以及回答观众问题，都是我来翻译。”她回忆道，此后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就与中国作协定了一个对等交流的口头协议，每年都派作家、评论家互访，直至今天。

山东作家王川先生

梁丽芳教授介绍，她回国最密集的时间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访问了国内很多作家，尤其是“知青作家”，比如孔捷生、梁晓声、韩少功、王安忆、叶辛、邓刚、张承志、陈村、老鬼、郑义、郑万龙、莫言、陈建功、朱晓平等等。她写作的《早上的太阳》一书，集合了她的评语以及与每个被访问作家的对话。她特别指出：“知青一代”作家并非只限于有“知青”经历的作家，莫言就称自己是“回乡知青”，他是从高密乡村走出来的。他们同属一个年代。那个年代，在很短时间突然涌现出那么多关注现实的作家、作品，所创作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作品，立即引起了海外学人的高度重视。“我当时订了那么多杂志，虽然天天看，做记录，却不知那些作家的经历和性别。就决定采访他们。”1987年7月，在中加学者交流基金的赞助下和中国社科院的支持下，她得以回国并居留了两个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生先生是帮助我的贵人，此前他访问加拿大，在阿尔伯达大学比较文学系演讲时，我做翻译。回国期间，他帮我联系了史铁生、张抗抗等一批作家，使我对他们的访谈得以顺利进行，时我录了一皮箱录音带，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很珍贵。”1988年，她再次回国。1991年，她的《觉醒一代的声音：从“红卫兵”到作家》一书基本完成，采访对象基本包含了那个年代成长于中国文坛的骨干，于1993年中文版出版，1994年英文版出版。梁丽芳嘱托田园书屋给每位被访作家寄赠一本。“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知青小说。”她说。

“您采访的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我也基本都读过，那个年代也正是我如饥似渴大量阅读的时期，您刚才提到的《丑小鸭》《作品》《作品与争鸣》等杂志几乎每期都看，几乎每天都处在阅读的激动之中。”王川非常感慨地说。

“是的。因为致力于所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对国内作家作品阅读很多，对加拿大华人作家作品反而阅读较少。”梁丽芳说，除了国内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她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中加文学交流。“当年我去南京大学，结识钱学森教授，他正在编辑一部中国与各个国家的文学交流史，卷帙浩繁，洋洋17卷，让我一定参与中国和加拿大的文学交流史的编著工作，并任主编之一。当时，我正计划介绍中国100个当代作家，就没敢答应。但他执意让我承担，并介绍了马佳、张裕禾两位法语教授鼎力相助。经过艰苦努力，2013年，47万字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出版，时间跨度从“淘金年代”一直到2013年。我担负了其中3章的写作，主要涉及加拿大“汉学”发展史。”梁丽芳教授介绍，用时两年，2015年，这套17卷的著作出齐，被称为“中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与学术出版的创举”。“出版单位正是我们山东教育出版社。”王川插话说，回国后一定想办法找一本研读。

谈到文学交流，王川说，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书有很多翻译成了中文在国内发行，国内作家作品在加拿大的翻译、出版情况如何？梁丽芳说，4月24（北京时间25日）日，她通过腾讯会议，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和湖北文理学院作了一个专题讲座：《加拿大汉学：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翻译与著述》，主旨就是介绍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加拿大的研究、教学和翻译，其中包括十九世纪后期至今加拿大汉学家推动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努力，并讲解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加拿大的翻译和著述情况。

“目前加拿大只有多伦多大学和UBC大学有亚洲图书馆，有专门的中文分类藏书，其中包括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但翻译的情况并不乐观。”梁丽芳教授说，优秀的翻译家多在学校，但学校对翻译作品不如对专著重视，是导致更多中文著作不被国外了解的原因之一；翻译还要看汉学家的兴趣，既要真正喜欢，还要考虑支持基金和市场。“最重要的是，要有具备实力和魄力出版社的组织与支持。如果认定真正好的、有价值的作家作品，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应该翻译成不同语种，让世界了解，作家本身也会以在这样的出版社出书为荣。”她指出，在加拿大，注册出版社太容易了，很多以经营为目的，翻译出版的作品很差，不是文学，等于白做。“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有永恒价值的，好的就是好的，一百年以后也是好的，对它们的译介标准不能变来变去。”她介绍，近来她关注到，山东作家张炜的《九月寓言》《蘑菇七种》有了英文版本，这就为海外的张炜研究提供了方便。“但还是有很多我们喜爱的作家作品没有翻译成英文，很遗憾。”她希望有更多国内优秀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问起当地学生对汉学的兴趣，梁丽芳教授说，她的学生对她开的课很感兴趣。1985年起，她就在阿尔伯特大学教授中国书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三门课，但感到还不满足，经过申请，又开了一门课——“中国的新时期小说”，在加拿大可谓第一人。“用英文教学，但教材很少。好在那个时期很多中国作家包括蒋子龙、陈丹燕、谌容、张洁、张贤亮、王蒙等人的作品已被译成英文，就以这些为阅读文本，让学生研究。”让她感觉奇妙的是，国外的学生对国内作家作品的分析、批评比台湾、香港来的学生更出色；让她感觉不解的是，有来自国内的留学生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居然不知道。“作为教师说，我首先要培养他们的兴趣，一是通过作品了解中国，其次才是引导他们从关注社会变化跃升到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认识和剖析上来。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最好兼得。”

梁丽芳教授坦言，她最早接触的华文作家是台湾作家。1976年之后，加拿大移民政策改变，才涌入了大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台湾的华人留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白先勇、於梨华、马森等。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很多移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基本还是在原住地发表作品，因为加拿大没有“文坛”，没有专业作家，也没有多少中文读者。来自大陆的华人作家基本也是“墙外开花墙内香”，在国内发表作品，组织研讨会，很容易成名。而用中文写作的来自台湾、香港的作家，很难像来自大陆的作家那样有机会被“捧红”。“但他们在加拿大都几乎没人知道，因为不是英文写作。像旅美作家严歌苓那样影响较大的很少，她的读者也基本在中国。”

不知不觉，近两个半小时过去了。应刘东妮秘书长之请，梁丽芳教授欣然为山东女散文家沙龙题词：“山东女散文家沙龙：以文会友 相得益彰。梁丽芳。2023年5月20日 温哥华。”

刘东妮对梁教授说：“今天收获太大了。感谢您的盛情，也期待您再次回国访问。恭祝你幸福快乐、身体健康。”

梁丽芳说，如果有机会去济南，“我想去拜会祝丽女士，对她表示感谢，她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的责编。”

王川说：“回国后我一定托出版社的朋友把您的话带给祝丽女士。”

梁丽芳教授把她的散文、随笔、评论集《开花结果在海外——爱蒙顿散记》赠与我们以为纪念。

我们与她一一握别，好像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

                            采写 墨尔本莫纳什大学 Vanessa（马逸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