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在鲁西南最穷的农村度过，听戏是那时最大的享受。

所谓的“戏”，就是渔鼓。我们村男女老少都叫它“瞎子渔鼓”——似乎没谁知道他姓什名谁——指戏又指人，那个唱渔鼓的瞎子与他说唱的“渔鼓”。

村子小而穷，请不起扎起戏台的大戏，也就与这位富村大村不屑请的瞎子渔鼓，结下了相互吸引的缘分。秋田收拾了，更多的是在冬天，一般是下午来晚上开场。队里的麦场上，冷时就在场北头的牛屋里，也有在我们家当院的枣树下面的时候。几十口子人，小板凳、小马扎，或者干脆夹块半头砖，孩子们更多的是在人堆里窜来钻去。

瞎子总是由他的女儿牵个棍领来，背上就斜挎着那个不到一米长的渔鼓，女儿则总是背着一个说白却灰的布兜，里面会装着一副简板，也用来盛唱完戏村上从各户敛来的块把两块的零钱，或者一些馍馍之类。

说来真没有出息，我的热戏却是从那个小姑娘引始的。她总静静地坐在或蹲在瞎子的身旁，小脸大部分时间里朝着“大大”仰着（我们那里叫父亲为大大）。也许是因为她听得太熟了，提前知道大大下面唱的是什么，有时就会提前先笑、或者眼睛猛地一闪。她的笑真好看，会有光从黑黑的眼睛里流到腮帮，连白生生的小牙都闪着湿漉漉的光。还有她那个老穿老穿的红花小棉袄，袖口总是干干净净，不像我们，全都擦鼻涕擦得黑黢燎光。两个小辫总是先往上耸再掉下来，大大的渔鼓唱到可劲处，她就会不由自主地兴奋地轻摇着头，两个小辫儿就活泼得拨浪鼓似的。

瞎子渔鼓最拿手的，是他会全套的《水浒传》，如今已经无从查考他是从哪里、跟谁学会的这个绝活。在俺村，一套《水浒传》，他能从上一年一直唱到第二年的大炼钢铁。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注意力已经被梁山上的好汉们吸了过去，天天盼着天赶紧黑。记得他唱到潘金莲与西门庆相好的那段，我的一个还在五服沿上的8岁堂哥狗蛋，突然咋唬了一声：“有点像咱庄上的谁谁谁！”这下可炸了锅，几十口子人，就在俺的那棵枣树底下挤眼齉鼻地噶泱起来。正在俺娘觉得在自已家当院里议论邻居不好而焦躁的时候，瞎子四个手指“嘭嘭”拍了两下渔鼓，随口唱了两句：“咱李楼净是君子淑女，潘金莲她的户口已迁丰县。”噶噶泱泱如开锅的人声好似被劈头浇了一碗凉水，刹时静寂，继尔是热烈的笑声和不整齐却也如急雨一般的拍巴掌。原来，我们村因为挖河占地争涝灾的出水口，刚与交界的丰县打完架。实际那场架我们李楼是打输了的，经他一唱，我们马上有了一种打赢的感觉，能不兴奋?正兴奋着，我忽然发觉二头——噢，忘了交待了，小姑娘名二头——那双黑亮的眼睛正盯着我呢。我这才醒来，知道好久没有盯着她看了。

那套《水浒》到底还是没有唱完，瞎子渔鼓就出事了。原来，1958年入冬，大跃进到了高潮的时候，瞎子渔鼓当然当仁不让，要编之唱之说之。我不知为了什么，只是知道公社里来人，通知他与二头马上回家，不准再唱。我是在几十年后，从县里申报渔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材料上，才明白当年瞎子渔鼓出的什么事。他编的《快马加鞭大跃进》中，有这样四句唱词：“大跃进鼓声震破天，公社黄牛大如山。白馍馍撑死王母娘，玉皇帝哭着叫着当社员。”其实，唱词倒与当时的形势合辙，只是他唱完“公社黄牛大如山”之后，有一段说词惹了祸。他说：“各位看官，您可知道，为啥咱公社的黄牛大如山?老少爷们都想想，姘种（憨巴子）也能明白，没有那么大的牛，就没有那么大的牛皮能蒙好咱大跃进的海鼓。”说罢，还四指微曲接连交替弹击他的那面渔鼓鼓面，一副心满意得的样子。给他定的罪名是“讽刺大跃进是吹牛皮”。好在他出身贫农，倒没有什么重罚，只是禁了他几个月的唱。

那天的气氛有些堵闷，母亲在交了每户八毛钱的份子钱外，还加了两毛。我则在那只麻黄母鸡刚一“咯咯”、“嗒”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将它赶出窝，拿出那枚刚嬎下的热热的、白中还带着点血的新鸡蛋，捧着交给二头。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看着我捧着鸡蛋给二头时的微笑，一种理解、赞许、还有稍稍戏谑的微笑。二头将鸡蛋稳稳地交在大大的手上，就蹲下，去她的那个白的却灰着的布兜里翻找什么。原来竟找出了一个琉琉蛋，琉琉蛋里还有一个黄月牙。只见她小小的身子转了一个圈，却没有找到我，两只小辫飞成一个圆。我有些得意地喊她：“二头，看我给你摘枣。”二头则高高地举着那颗琉琉蛋，喊着：“给你的！”琉琉蛋是农村孩子最珍稀的，在地上挖几个坑就可以玩半天。

枣早就打过了，只是树梢上还有两颗又红又大的枣，小灯笼一样，竹竿够不着，也就遗下了。我爬到最高的树杈上，一只手抱紧了树，一只手伸到最高，握住那个顶着两颗大红枣的树枝晃。二头与母亲几乎同时朝我喊着同样的话：“小心！”二头终于拿到了两颗大红枣，看看，闻闻，再看看，捡出一个更大的交在母亲的手上。母亲笑了，双手捧住二头的脸，抵下头，抵住二头的额，再把红枣塞到那个虽白却灰的布兜中。只有瞎子脸朝着天，手抚着怀中的渔鼓，怅怅得有些愁苦。黑油油的渔鼓，几乎看不出竹子的本色，好像外面还曾经缠过胶布，只是底部蒙着的猪皮，因为被长时间地拍滚抹弹，露着黄莹莹的白色。我那小小的心腔里，也便有了莫名的敬畏，就这一个油黑的筒筒里，竟能盛下那么多的故事和人物。

也不知问过母亲多少回，二头他们啥时再来?母亲总是笑笑，告诉我也许快要来了。只有一次，看我眼里含着泪葛蒂，母亲便有些心疼地问我：“想二头了?”我却不好意思，强忍住泪，硬起腔说：“谁想二头了?俺想听水浒！”

紧接着的1959年，就进入了粮食非常短缺的日子。我的母亲，没能熬过这年的冬天，永远地走了。我与姐姐一直哭到没有劲再哭，还是泪流不止，伤痛得心碎。娘在，还能东打兑西打兑，每天有个饭顿；没娘的日子，连西北风都比原来寒。现在想想那个年头都还后怕。

刚要熬过那个处处是死地的年月，却听到瞎子渔鼓与二头的不幸消息。那是1961年的2月19日、年初五，死气沉沉的小村庄似乎有了动静。那时刚来俺家照顾我们不到一年的继母，出去回来便证实了一个消息：瞎子渔鼓父女死在了俺庄西头的孔林林门望天猴石柱下。我不顾一切地冲出家门，继母跟着躖了出去，奔到望天猴石柱下，七八个人围着呢。瞎子渔鼓靠着望天猴的石座，肘上露着棉絮的黑袄已经解开了扣，抱着二头，那根渔鼓斜竖在二头的胸前；二头的半个脸与头贴紧了大大，露在外面的半个小脸，更加瘦了，几乎就是透亮的菜青色。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二头的嘴里，竟有一小片没有吞下去的渔鼓的鼓面，而那个白的却灰着的兜还挎在她的背上。我抹拉大哭，就要往二头那里扑，是继母疼我，紧紧地扳住了我的肩，嚷我：“你看看你这个小孩，这是哭得哪一出，等皴了脸就后悔了。”

陆续地听到一些传说：饿急眼了，不能等死，才出了门；肯定是投奔咱庄的的，觉得万一能有个活路；实在是走不动了，实在是没一点法子了，不然也不会让二头吃鼓面……

我只将二头给我的那个中间有个黄月牙的琉琉蛋，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头扎在铁片一样冰凉的盖体（被子）里，呜呜啕啕地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没饿死的我熬进了一家报社。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到我总也不能忘怀的瞎子渔鼓与二头。文章发表后不久，县文化馆的朋友，专门打电话告诉我，那个二头并不是瞎子渔鼓的亲生闺女。二头本是一家地主出身的孩子，她的爷爷是在1949年底被人民政府镇压。二头1950年夏出生后，被管制的父母知道没有一点出路，就将孩子包了包，趁五更天黑放在拾粪人经过的沟沿上，希望能被一个出身好的人家收养。二头是被一个姓郝的老头拾去，一看是个女孩，不愿养，光棍的瞎子渔鼓听说，就要了去，把屎擦尿地养活了。这样看来，二头也是活过了11岁。